檢討傘運得失的必要 對「雨傘運動」的幾點意見之一

請容許我直接和坦白﹕在過去的個多兩個月裏,並未有聽到、讀到「雨傘運動」的深刻檢討。我明白,這是一件毫不簡單和容易處理的工作——對深度參與的人士來說,當中太多感情在內,要保持距離,客觀分析,知易行難;而在旁分析、討論的,會感受得到潛藏於不同立場背後,是個人的尊嚴,很多說話都不便直說,點到即止遠比進入問題來得輕鬆和容易。

可是,我們又清楚知道,沒有深刻的、叫人感到痛的、令人覺得冒犯的、觸及利害關係的檢討,又實在很難會有所進步,再而重新出發。我當然明白,這是絕不討好的工作,不過又總要有人扮演這個角色。

以今天流行的觀點來看,這篇文章屬於那些「假裝中立客觀」一類,貌似平衡,其實沒有立場可言。「生於亂世」,而竟然不談「大是大非」,反而偽裝客觀去所謂探討問題,典型「花生友」也。讀到這裏,相信已有四分三讀者覺得沒有必要再讀下去。對各位還未將這份報紙拋掉的讀者,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暫時放下既有的道德立場、價值判斷,嘗試進入問題,並將討論議程打開,認真探討問題,總結經驗。

現時有一種意見認為,評定佔領運動的成敗得失,言之尚早。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尤其這場運動在文化、意識形態上所可能產生的作用,往往是在多年之後,才會浮現出來。所以,短期未有具體的成果,並不等於一事無成。不過,這種意見也並不是沒有它的問題。而在我看來,它的問題是經此一講,大家便覺得沒有需要進一步探討整個佔領運動的局限了。例如﹕我聽過一些積極參與者在討論過程中,談到成與敗的時候,突然語調一轉,說整場運動令人感動,然後有關的討論便變為純粹是個人感受的分享,再沒有切入問題的分析。又或者我聽過好些評論人,都以覺醒作為發言的總結,但接下來卻未有進一步說明,究竟我們對未來可以抱着怎樣的期望(覺醒之後,將朝着什麽方向走下去?要解決些什麽問題?)。但如果我們沒有對後面的一個問題進行探討,則所謂覺醒其實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概念而已。雖然這並不一定是持此觀點的論者的原意,但是討論的焦點的確會因此而有所轉移﹕如何衡量得失變為一個態度的問題,而不會深入想想,這場運動有何所得?有何所失?

當然,何之謂得,何之謂失,各有不同看法。但有趣的是,早前一些對「雨傘運動」的檢討、評論,很着意於學生領袖在跟特區政府代表對話(其實也不是什麽談判)後,未有把握時機及早退場,並以此作為行動成敗的重要關口。按這樣的思路,重要的策略決定集中在一點之上﹕學生領袖有沒有當機立斷,取得象徵性成果,為整個運動提供一個轉身的機會。這類討論很適合本地新聞媒體,因為只要大家提出這樣的問題,焦點就集中在幾位學生領袖之上,而下一個題目是由誰來負責。這種提問沒有考慮(及反省)的問題是,當時無論由誰當領袖,由誰來做決定,其結果都是同一樣——「雨傘運動」本身是一次不考慮策略的社會政治動員,任何提出妥協、讓步、轉身的意見,都會被視為投降、出賣運動的做法,基本上沒有商量的空間。所以,現在事後問那些學生領袖有沒有想過退場?是否錯失良機?其實是有點虛偽;如果要問這個問題的話,那應該是運動剛開始的第一個或第二個星期,而不是事情早已成為歷史之後,才問假如當初出現這樣的變數,之後的歷史會否改寫?而更重要的是,當時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不會考慮退場,這本身是一個值得瞭解的現象,而我們必須認識這個問題,才能夠認真的檢討這場運動的成敗。

我在前面提到﹕「『雨傘運動』本身是一次不考慮策略的社會政治動員。」這聽起來是有點自相矛盾的。「佔領中環」的行動就是政治部署,組織者和參與者都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考慮,並在行動的演變的過程中,作出了調整。在最廣義的定義下,「雨傘運動」不可能沒有策略上的一些思考。可是,我們細心想一下,應該不難發現,這個社會運動的特點是它釘在一個目標之上——只有是或否的選擇,沒有中間方案,也沒有什麽空間可以商量。在運動策略的角度考慮,這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不過,若從動員的過程來看,則我們必須承認,這也是這場運動的重要動力來源。

這說起來頗為尷尬,「雨傘運動」最成功之處同時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在正面的方面,因為議題集中,所以能將不同想法的人都集中在一起,並且產生一種有力的凝聚和團結力量。它的動力來源和團結群眾的條件在於群眾的憤怒,而他們之所以怒火填胸,很大程度上是回應北京對香港民主化進程的控制,和爆發運動時特區政府所採取的手段。關於前者,這當然是多年來所積壓下來的張力,而《「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發表和「八三一」的決定,進一步確定了主張談判的路線失效,事情已到了一個「攤牌」的局面。而後者則將很多本來沒有參與的市民捲入其中,並且很快突顯出特區政府站在群眾的對立面,相互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在這個過程之中,因摩擦、衝突而釋放出來的情感,成為了要維繫參與運動的群眾和推動運動繼續進行抗爭的重大力量。無可否認,「雨傘運動」(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充滿力量,參與者很難會覺得有需要暫停下來。情緒元素(由見到警察施放催淚彈而覺得難以接受,到身在現場而覺得官方反應令人失望及對群眾的行動進行鎮壓)是維繫群眾留在運動中的重要因素,而就算各人參與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在共同敵人面前,基本上變為同一陣線。

可是,這股情感力量亦是運動無法轉化的原因。在表達對北京和特區政府的不滿以外,這個運動便再無共同議題了。在某個意義上,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終極目標。運動議題的單一性令所有行動都聚焦於一點之上——基本上沒有任何議價(爭取多一些什麽?容許少一些什麽?)的空間可言。所以,參與者強調莫忘初衷,並不單只因為出於一份堅持,而是他們其實也未有認真想過其他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雨傘運動」的發展(及其局限),那種一直追求保持道德高地的姿態既是參與者的特質(他們在運動中找到自己,更多於運動產生了新的集體),同時也可以說因為不知如何(除了「曬冷」之外)將運動轉化的結果。當時間一經拖延之後,這股情感力量不能避免難以維持在原有的水平,要繼續堅持下去顯得愈來愈困難。接下來,一種表現是內部的分裂,開始在群眾之中區分誰人不夠堅持,同時又懷疑個別領袖另有居心。在旁人的眼中,那所謂的「反對大台」、「退聯」(退出學聯)的行動並無意義(甚至是一種對反對勢力或抗爭運動毫無好處的所作所為)。但在「雨傘運動」的內在邏輯的驅使底下,注定必然發生。而在某個意義上,「雨傘運動」的直接延伸就是「鳩嗚」行動,也完全可以理解。後者之所以能搶走部分群眾,甚至被視為一種延續抗爭的手法,是因為它同樣是集中於情感的力量(只要繼續行動便是一種堅持,對其他問題便可以依然按下不表),而不是尋求政治上的轉化,也不是追求現實中的改變。參與「雨傘運動」的人士對北京、特區政府有很多不滿,很想改變香港的政治現狀(但這個改變一定要是變或不變,而不是變多些什麽?可以接受在哪些不變的情况下有所改變?),但在這一點之外,則基本上是「各自修行」。說得好聽一點,是每個參與者都有他個人的堅持與執著;說得難聽的是,參與運動的群眾作為一個集體,其實相當空白。明顯地這並不是很多人想見到的情况,但現實的狀態是怎樣的一回事,卻不由主觀期望所決定。

情况是﹕儘管在運動的過程中,我們經常聽到參與者對不公義的指控,但實際上「雨傘運動」的一個特點正是沒有強烈的社會訴求。對很多人來說,這項批評是有點令人覺得奇怪的。整個運動不是一直追求民主、公義的嗎?難道那些名詞都只是掛在嘴邊而已?對於個別領袖、參與者的言論,我不會懷疑其誠意。只是很有誠意的叫喊口號,不等於那些名詞便會具備其應有的內容。事實上,在社會議題上,不但沒有意圖或能力去結集和提出來,更多多少少有自覺迴避之嫌。這最明顯見諸對「左膠」的批評。首先,「左膠」作為一個標籤,在「雨傘運動」中有一定的市場。而批評「左膠」者,也不限於所謂的「本土派」,而是包括其他運動的參與者。第二、在運動中行動上的激進主義者跟思想上的激進主義者並無顯著的關係。現時很多建制人士或廣義上屬現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經常將兩者混為一談,其實並不準確。「雨傘運動」對於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並無看法,亦不是它所關注的問題。離開了政改議題,運動沒有它的議程和改革的對象。群眾並不是為了改變社會現狀而要爭取民主,在政治領域上爭取促成轉變的可能性。某種民主改革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所以,在這個框架之內,沒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也無「退一步,進兩步」的想像,一切都要就地解決。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明白,為什麽當天在大台上高呼罷工、罷市,是如何的空洞、虛假?現在事後重看相關的錄像畫面,我甚至懷疑那是李卓人的一份黑色幽默感——事前沒有想過要團結、動員、組織勞苦大眾(指的不是傳統的勞工,而是服務業中長工時、低工資的僱員),那又何來罷工、罷市?與此同時,從籌備「佔領中環」到爆發「雨傘運動」,有預算過勞苦大眾的參與嗎?他們的利益、需要是議程的一部分嗎?真心會歡迎他們加入,或甚至願意將他們的利益和需要,變為運動的其中一些主張嗎?我相信在運動發展過程中,一定有人提過階級、性別、種族的訴求,但它們有進入運動的集體嗎?

以民主化為唯一爭取目標的煩惱是,當對方寸土不讓,雙方處於一個膠着狀態的時候,社會運動就只有堅持,希望以此繼續維持或提升情感能量,團結及動員群眾,再次施壓,而很難為社會運動在現有條件不變的情况下,另有爭取的目標。那就是說,只要建制的一方無意妥協、讓步,社會動員的另一方便會呆在原來的位置之上。後者回應的方法,是發出道德譴責,以政治論述否定對手的所作所為,在既定的支持群體中尋找知音,而不會嘗試走出原來的支持群眾,拓展其社會團結面。這種強烈的道德感必須以「不斷行動」來維持,於是運動的發展模式是不停的由一件事件接駁到另一件事件,能動不能靜,因為行動本身可替代對終極關懷、運動方向的思考,就算目標並不明確,但亦一樣可以繼續下去。

這種「不斷行動」的做法重視的是意見、情緒的表達,多於對具體目標的追求。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大無畏精神,所謂「明知會輸亦一定要贏」(當然,這是主觀期望,不一定能改變客觀上輸了的事實),敢於向前衝的表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則他們似乎未有很認真的想過,表達過情緒、不滿之後,後面的將會是怎麼樣的狀况呢?

我們對「雨傘運動」的總結,不應是學生領袖是否懂得在適當的時間退場。正如前面的討論所指出,當時就算有人提出退場,基本上亦不會有人和應。抗拒領導、強調堅持、高度道德化是這場運動的特色,其情緒表達的意義大於實質的(當然是妥協底下的)政治成果。所以,運動的失敗不是未有「見好就收」;這個角度將問題轉移到學生領導身上,而沒有正視運動本身的邏輯及其局限。它的失敗是在傾盡全力,將什麽東西都放上枱面之後,發覺原來這樣的「底牌」不足以向對手產生預期中的壓力。說得直接一點﹕原來就僅此而已。我想說﹕露底了。從此,香港面對北京,再無「拋浪頭」的可能——以後所謂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殺傷力完全可以在估計之內。套用我的一位內地朋友所言,「七十九日之後,還只是界限街以南」。跟北京「攤牌」,恐怕要十倍、二十倍、百倍的動員,才可能見到一點點效果。現實中的政治包括暴力(而這就是政治的底線),這對正反雙方均如是。政治是實力對比,放棄在制度內進行鬥爭,而選擇直接的實力比試,那需要很大的勇氣、決心和承擔。再來一次?更大力的動員?還是另有想法?

當然,「聰明」的人一定會選擇勇敢地奮戰到底,因為只要保持這種姿態(會否實踐是另一回事),便可佔上一個有利的位置,將其他人比下去——尤其是提出要思考策略的,一定是懦弱、妥協、退讓、忘記初衷的可疑人物。問題是﹕大家真的有志於現實中尋求改變嗎?還是追求一種(不是面向群眾,而只是對着自己圈子的)政治上姿態?運動發展至此,香港人需要對自己坦白。

文__呂大樂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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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