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孩與David Bowie──從次文化到主流

大衛寶兒(David Bowie)與毛記電視分獎禮,一顆搖滾巨星的逝去與一場次文化的星火燎原,令人激動、心傷、又有安慰。兩件本不相關的事,因發生的時序同時在Facebook梅花間竹地洗版,我直覺地將它們綁在一起想像。

毛記分獎禮,令我想起Bowie的七十年代(也令我想起同時代的Andy Warhol,視覺藝術運動Pop Art最有名的開創者之一)。那是個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年代,那也是個充滿黑暗與不公、且公民覺醒與民間充權的年代。年輕憤怒的青年人音樂人作家詩人藝術家等紛紛走上街頭,以各自熱愛的藝術形式進行著先鋒前衛的探索與實驗,勇於自由表達自己的聲音。Bowie與Warhol那一代「廢青」,對各種藝術形式開創性的實驗與探索、顛覆與創造,把誕生於民間街頭的次文化,從下到上推上主流文化的舞台,且受到大眾的注目與熱愛。這些「廢青」進行的文化改革,對70年代至今的文化藝術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Bowie的七十年代,很像我們當下公民抗命的時代。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抗爭場域的轉移與變化。在互聯網還未誕生的時代,他們抗爭的主要場域是街頭,傳播訊息與信念的媒體是紙張與塗鴉。在我們的時代,主要的抗爭不只在街頭,更發生在網絡,且時時刻刻地以各種充滿活力的形式滲透與普及。如今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獨立的鍵盤戰士、YouTuber與博客,擁有各自獨立的媒體與傳播平台(例如Facebook與YouTube)。如果七十年代有互聯網,我們就可以從當下的網民(所謂的「廢青」)看見那一代人的形象。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推測與想像,當下網絡上傳播的次文化──我所指的次文化並不只是局限於「毛記」所代表的流行歌曲二次創作,它更包括廣泛的年輕人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關於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追尋與實驗;例如獨立音樂、工廠藝術、街頭藝術、插畫、YouTuber、各式各樣的惡搞與二次創作等等的創作形式──很大可能成為三十年後大眾共同分享與接受的主流文化。毛記電視分獎禮的成功,就是一場(以網絡為主要平台的)次文化試圖突襲衝擊「無線」代表的傳統電視主導的主流文化,而取得歷史性的成功。

毛記受到廣泛的歡迎、肯定與洗版狂潮,無疑反應了當下香港社會的時代精神(葉蘊儀在台上也說到)。究竟這個近70萬的毛孩群體,如何反應了當下香港社會的時代精神?我們又如何可以透過他們了解當下香港年輕人的文化、精神、道德、思潮、政治的趨勢與時代的氛圍?

毛孩主要由一群生活於網絡時代的年輕人構成──根據2014政府的人口統計數字,香港14至34歲的年輕人約有193萬。100毛的專頁就有超過70萬個Like,這絕對不是少數。何況這70萬的群體大多由高學歷又有社會責任感的通明年輕人構成──這些被「傳統」社會標籤為一事無成又買不起樓的網絡「廢青」,他們不再滿足於上一代人搵錢至上的生活價值,也對離地又忽視生活真實狀況的主流媒體感到不滿。他們看見社會的不公,並對政治現狀感到憤怒。他們對自己的身份問題感到困惑並渴望尋回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自信。就像Bowie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他們以自己善長熱愛的創作形式,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實驗與探索,嘗試尋找到可能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相信的價值與人生意義。在數碼時代,網絡就是我們凝聚共識與集體記憶的場域,在這裡我們開拓著任何可自由表達自己想法與感受的新形式。

當我們嘗試回望與理解70年代的藝術文化與歷史,我們想起的是David Bowie與Andy Warhol等充滿實驗性開創性的先鋒藝術家。也有可能,三四十年後,當人們回望2010年代的時候,人們將會想起參與雨傘運動並為之奮鬥的年輕人、想到很多很多勇於創新的毛孩們以及他們惡搞與二次創作的作品,就像我們如今想起了曾經的華麗搖滾與Pop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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