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

所有影響過我的,或者說我愛過的同時代人之中,卜戴倫(Bob Dylan)是最矛盾的一位。他的矛盾在於他不斷否定前一個自己,但他沒有因此遁入虛無和分裂,一如他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這張專輯的名字所顯示,他發現了一面又一面的另一面的卜戴倫,因而日漸豐滿、日漸拒絕定義,正因為此,他完成了一個偉大詩人所需要的自我革命,把命運與作品通過各種撕裂而融合為一體。

因此聽到戴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斯德哥爾摩此舉直接向世人宣示了詩歌不應畫地為牢,在學院以外草莽生長的各種詩意應該衝破文學史的保守,為未來的詩歌增加更多出入口。悲的是諾獎無疑要為卜戴倫的多重身分進行一種總結,以後大眾看他聽他首先會想到「那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明星」,這有違多年來戴倫與各種戴在他頭上的帽子的搏鬥。

年輕的時候,聽戴倫音樂讀其詩歌,最強烈意識到的就是這個詩人與我之前學習過的詩人都不一樣。當中最吸引我的是,面對這個亂七八糟的繁雜世界,他能夠從容的開口歌唱的態度,因為他把自己放置在漩渦當中,而不是旁觀和逃逸。我覺得這是傳統意義上的詩人愈來愈缺乏的,一種坦蕩但是同時又毫不妥協的態度。我曾用「出入大千相」來形容他早中期作品中那種擁抱世界的勇氣與自在,惠特曼之後,久違矣。

另一吸引我的是:他的歌裏總是有懷疑主義的精神,那是超越別人加給他的理想主義成分的——我們不要以為他就是六十年代美國那種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實際上他是懷疑主義者,他和卡夫卡、齊克果、卡繆等不安但清醒的獨立作家更接近。

純粹從文本的角度講,對他的文學影響最大的是詩人迪倫.托馬斯和蘭波。迪倫.托馬斯是英國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但是卜戴倫把他的黑暗的一面挖掘得很深,把語言上的非理性實驗走得更遠,且加入了很多貌似遊戲的成分,我稱之為雜耍風格;然而愈是遊戲愈是讓人覺得有弦外之音、驚心動魄,這是熟悉黑暗童謠的讀者都懂的。

蘭波的「詩人就是通靈者」這一神秘主義觀念,帶領着戴倫在六十年代擁抱迷幻文化,然後抽離,因為他永遠不需要同道人,他經營詩歌中的幻象與隱喻並非為了獲得共鳴,而更多是對日益固化的想像進行挑釁——這是他和整個強調共享的嬉皮文化的最大不同,永遠有另一個卜戴倫期待着他去成為,而不是回歸那個已經被接納的戴倫。

對想像的大眾說話

為什麼五十年來他都沒有得獎,或是現在得獎讓很多文學評論者不知所措呢?因為他完全是在文學史以外的一種寫作方式。他超越了現當代的文學理論,拿意識流、超現實主義這些東西去套他會顯得似是而非。他和美國垮掉一代文學有近似的某種合流,但是也是若即若離的。因為畢竟卜戴倫是民謠歌手出身,他深知詩歌跟民間的關係更密切,他對想像的大眾說話,學院對他束手無策。你能夠感受他的魅力,但你沒辦法解構他,他令詩歌回歸到某種初心——因為詩歌來自於對時代的敏感直覺、人對他人的情意與夢想、欲求,不是說通過某種教育而來的深思熟慮、對某種體系的認識等去寫作就能寫出好詩的。

諾獎的評委把卜戴倫和荷馬、薩福相提並論,說他讓人回歸到古老的史詩傳統,這也存在誤讀。其實卜戴倫的抱負不是去承接一種文學的傳統,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文學裏面;另外他不是以史詩的野心去寫作的,如果說到荷馬和薩福,他是介於兩者之間——薩福是更私人化的抒情,荷馬則是面向一個時代、面向一個國家的命運這樣去寫作。卜戴倫一直都很反感別人說他是時代代言人,但是他又無意的做到了這一點——我想他沒有敘述這個時代,反而是讓時代在他身上發生化學反應一樣。

說到時代,戴倫有他的時代,我們有我們的時代,兩者相遇也是必然,在詩的魔法下。有什麼比雨傘運動時期在金鐘街頭看到「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更激動人心?我們記得《答案在風中飄》是戴倫的起點,你可以想到當年的反戰、反極權,也可以在今天香港想到我們的困頓我們的憤怒,政治從一而降,我們要掌握的是獨立的態度,正如戴倫另一句名言:「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既然答案在風中飄,我們就自己去創造答案,不用再問了。

在對卜戴倫獲獎的反應之中,英國小說家Will Self說得最有意思:「對於這個獎,我唯一告誡的是:這個蘊含着巨大財富的獎其實降低了戴倫的身價,這個獎幾乎是文學圈的輪流坐莊,而不是獎勵世界級創造性的藝術家。是的,就有點像當年薩特被授予這個獎——他是一個哲學家,有理智去拒絕它。很可能,鮑勃也會這麼做。」

我不禁也期待起卜戴倫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拒絕,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一輩子對主流定義的反抗,將有一個完美的句號。但我們也知道戴倫拒絕句號,無論它以什麼形式畫上。

(照片攝於佔領現場)

文、圖.廖偉棠/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