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八九」的「六四」?

集體回憶的出現,往往由意料之外的偶發事件開始。不過要讓偶發事件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以至是代代相傳的故事,則是「鬥長命」的深耕細作。社運組織持續不斷的抗爭活動、支持者的堅持和參與,以至是公共論述的持久呈現,才能建立傳承與傳統,好好保存這片集體回憶的社會力量。

然而,引發集體回憶的偶發事件,卻必然有着歷史的年輪。時光飛逝、改朝換代,當年的偶發事件,以及由是以來的集體回憶,亦可能隨時代不同而增添或刪減了一些文化意義。問題是,若集體回憶的新詮釋跟其歷史背景的文化意義截然不同時,其社會力量是會持續更新還是削弱了?

上述這抽象的問題,或許能以另一種方式提問:你覺得「六四事件」能脫離「八九」的中國歷史背景嗎?

這問題,大概就是把「六四事件」「本土化」或「香港化」最大的爭議。

集體回憶的社會力量

自本土思潮席捲香港後,帶有「中國」或「大中華」味道的意識形態,大部分都難逃本土化的拷問。「六四事件」,是來自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運以流血收場的中國歷史:百萬香港市民在1989年自發上街,及後香港人更組織了支聯會,並於選舉中支持民主派政治人物。這些的確是香港社運史和政治史的重要一頁。不過難以否認的是,這百萬市民當年散發了對中華民族的愛國情感,稱呼「六四」死難者為「同胞」。這場香港有史以來其中一場大規模的民間社運動員,是奠基於中國歷史上的一道大傷疤。如今要把「六四事件」本土化,以至是更激烈的「去中國化」,會否削弱了這段集體回憶的社會力量?

集體回憶的社會力量,來自建構「我們」的社會經驗。社會每天都發生很多事,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故事。不過,如果有事件打破了社會常規和常識,使不同人和群體不得不注視、參與,以至改變了社會過往的常態,則這事件便有可能成為這個社會的集體回憶,載入史冊。香港社會幾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示威抗議,以至是肢體衝突。大家未必對每一宗抗議都上心。不過,2014年的佔領運動,其規模之大、曠日之持久、抗爭的方式,均是香港史上罕見,更讓很多香港人有一段全新的社會經驗,並改變了香港的社會運動,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論述備受非議,又使香港的政治光譜在民主派和建制派外,多了本土派和自決派。故此,佔領運動成為無數港人的集體回憶,尤其是香港年輕一代談及「我們」時的重要集體經驗。至於它將會如何被列入香港歷史的一頁,則要視乎往後香港社會如何詮釋和紀念它。

正當佔領運動開始踏入香港集體回憶的形成階段,「六四事件」這「老牌」集體回憶則要面對世代交替的問題。已故的司徒華先生早已料此一着,故此支聯會早年強調要「薪火相傳」和「接好民主棒」。然而,如今「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的尷尬爭議,則應是華叔始料不及的。若把「六四」「去中國化」,重新詮釋為一宗香港事件或普世價值的問題,則難免讓親歷「六四事件」、支持平反「八九」的支持者產生疏離感。另一方面,若「六四」繼續帶有濃烈的中華民族國族主義,則很難於深受本土意識洗禮的年輕一代「薪火相傳」。

不夠「勇武」的策略 「鬥長命」的利器

我對這兩難之局想不出答案。不過,有論指「六四」燭光集會乃行禮如儀、失去抗爭意味之舉,則未必全然。姑勿論認同支聯會與否,「六四」燭光集會至今已是第28個年頭。一項能讓跨世代香港人風雨不改、堅持了廿八年的抗爭活動,在香港社運史上實是很不容易。這其中有3項微妙之處:

一、「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主題連貫、定位清晰: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

二、入場門檻低:人們可以隨時來隨時走,就連「踩場」的本土派也不會拒諸門外,很少有大規模衝突場面,就算市民來自「各門各派」,也可放心一起默默悼念;

三、避免「動員疲勞」:每年才動員市民一次,而且不過是要求支持者點起燭光,並不會要求大家準備流血或衝擊警員。

這些看來不夠「勇武」的策略,卻是「鬥長命」的利器。「六四」晚會的集會人數在2009年的高峰之前,曾經歷過一陣陣的低潮,不過始終能守住了一大班忠實的支持者。如今,本土化的浪潮衝擊「六四」集會的動員力。不過,這股善於守勢的民間力量,相信不會就此退出政治及社運舞台。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文:陳智傑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