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執總姜國元,就沒有作家安裕

上回在《星期日生活》開了一個不小的天窗,以面積計,應該是《明報》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多得編輯的排版,和白雙全的重組,原來天窗的中間,有一顆十字星,好像有緊急救援的意味,也不脫宗教性的延伸。

很出奇,當天的天窗,並沒有「編者按」,想必是代執總梁享南上任在即,管理層以不變應萬變。這次炒姜危機,算是暫時安頓下來,以現時來看,新執總到任,應可穩定軍心。世界變得太快,市民的眼球,很快被別的事情所吸引。

這一次炒姜事件,管理層的解釋是因為報業紙媒的前景嚴峻,裁員是為了減省開支。《明報》的母公司,世界華文媒體(0685)是香港上市的公司,每年要向投資者公布業績,財務的資料可以在港交所的披露易網站找到。

世華的總資產3.73億,總負債1.80億,資產淨值1.93億元,算是健康的資債比例。集團的除稅後盈利年報,從2012到2015年,分別是6434萬、5797萬、4927萬、3109萬,按年倒退從9個百分點,增至36個百分點,情况不錯不是太樂觀,可是還未到嚴重虧損的地步。

我是報業外行人,不清楚執總的新酬應值多少,不過應該怎也不能跟一個位大企業的行政總裁或司局長的數百萬年薪比擬,要不是無冕皇帝這一行,就會有很多年輕人搶着入行。

面對電子傳媒的挑戰,紙媒受到威脅,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是否要急於炒一個年薪一百幾十萬的執總,集團的盈利就可能以千萬計地翻倍回升,這個問題,相信不用讀過工商管理碩士的讀者,也能回答。况且,炒了執總,現在補回一個,一來一回究竟可省多少錢,省下的這個錢,究竟可不可以令集團的盈利回升(不至於說起死回生吧),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也可以回答。有沒有可能跟姜跟各員工坐下來,商議集體減薪,以補回新舊執總的年薪差額,這個就是考驗管理層危機管理及公關的能力。想說的是,這次炒姜的經濟誘因,從常理推測,是很少的很少的。

現在紙媒生態

佔領運動之後,以華文的紙媒來說,有幾多張中文報紙可以看,真是兩隻手指可以數得晒。不論社論立場,基本的事實報道,是最底線的要求,現在也沒有幾張報紙可以辦到。面對行業的轉型而帶來的經濟動盪,也不光是《明報》特有的,銷量冠軍的報紙也要面對。而且雨傘運動之後,社會嚴重歸邊,流失中間偏右的讀者,也是正常的事。報紙的市場定位,來自視野、公信力和報格,歷史證明,沒有獨特視野的紙媒,人云亦云,面目模糊,只會滅亡得更快。一雞死一雞鳴,新近也有紙媒誕生,為的是一張紙媒的記者證,為電子媒體的市場打拼。

近年創業版上市的瘋炒,且殼股賣殼成風,引起了港交所的注意,推出新的指引,增加殼股上市的難度,來打擊賣殼的風氣。殼股出現的誘引,來自供求,大量的需求,來自國內,因為在內地,要上版難度更高。另一誘因,是法制的問題,萬一大股東要負刑責,在一國兩制下,兩地對資產的處理也有所不同,對比周正毅和黃光裕的命運,就明白為什麼一殼難求。

新上市公司,分別有半年及一年的大股東股票禁售期及公司禁賣期,殼股上市一年後,財技的運作便開始,東主要為賣殼作準備,要一步步的把公司的資產賣走清肉,方可把有上市地位的空殼賣給買家,這是經濟上的處理。

不止一次傳出,有大腕要買《明報》,而傳媒機構,當然不可能把日常用以作業務營運的資產賣走,如果買家的動機,是要把人民的喉舌,變成建制的喉舌,那麼要清的,就不是經濟上的肉,而是政治上、精神上的肉。這次炒姜風雲,如果經濟的誘因是這樣的微不足道,那麼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有另一番的遐想了。

前線記者挺住

數年前,有新的管理層入主《明報》,可見社論的立場愈趨保守及建制,可幸的是,前線的記者,在編採的方針上,大致上是挺住了;總編在鯉景灣被斬,前線的記者,在報紙的路向上,基本上還是挺住了;這次不明不白的炒姜風波,紛擾一番,前線的記者,在局面上還是挺住了。有些事情,不以管理者的意志為依歸,立志當記者的,而且還是在這樣的媒體當記者,怎樣說也有點風骨。萬眾一心,當權者也不可任意妄為。最起碼,在正常的情况下,專欄作家還是可以暢作欲言的。

不記得什麼時候,星期天翻開《明報》,就被安裕的文章吸引過去,從他的文章推算,他應是60後,在70年代渡過青葱歲月,80年代成長的中生代,他說作為泳手的苦樂,不無人生的抉擇的苦澀;他說的乒乓球外交和莊則棟,是共同成長一代的集體回憶,話及容國團,也是一貫的人文關懷;他熟悉左派傳媒的運作,對美國近半世紀的政治歷史了然於心,想必是傳媒中人,礙於身分不得不隱姓埋名。曾有衝動,想問編輯小姐,誰是安裕,不過明白到保護作者的身分,是編輯的天職,所以念頭就此打住。沒想到安裕身分揭露之時,竟是他被炒之日。

沒有安裕的《星期日生活》,可以說得上是寡薄,好像缺乏了什麼似的。姜在這樣的情况之下離去,甘不甘心再為《明報》供稿,《明報》會不會刊登他的文章,是兩大疑問。《明報》解僱姜國元,表面上是報紙的內部行政決定,與姜作為專欄作家安裕無關,但事實上是同時解僱了專欄作家安裕。

而安裕的文章、立場、篇幅,在當今的報紙雜誌,也鮮有刊登的可能,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也可以說,是從大眾媒體上絕迹了。

沒有執總姜國元,就沒有作家安裕。

希望我只是過慮。

今日香港,自由及言論的空間不斷收窄,這樣的困局,基本上是看不到前景和出路的。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是守住每一條底線。當底線能夠守住,歷史的缺口就會往不知的方向裂開。

向《明報》所有的記者,為守住底線而致敬。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