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匯思:從暴動案求情事件說起  文:簡思尋

最近閱讀到報道和公眾人士的經驗分享:在區域法院法官就一宗暴動案件頒下裁決後,辯方律師代表各被告進行求情,期間法官多次打斷其中一位被告的代表律師發言,包括質疑感化官報告的內容,以及質疑其中一名求情信作者的藝術家身份。

筆者無意重複報道細節,只是因此事而想分享一些自己的觀察和想法。因為本文牽涉對法庭的看法,筆者想先行在此說明,此文章非為針對任何人士而寫,而筆者亦衷心希望不會發生任何「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狀況。

回到主題,「求情」是於被告被定罪後進行的程序,此時被告的罪責已不是法庭再需要判斷的範圍(除非被告其後申請上訴,不過這是判刑後的事情)。被告的代表律師並不會在求情階段提出任何被告應被判無罪的理據,相反,辯方律師的職責是為被告爭取合適的判刑──當然,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被告多半想爭取較寬鬆的判刑。

辯方律師通常會在求情陳詞中解釋被告的個人狀況,如成長背景、生活水平等等,也可能會解釋被告的犯案原因,並呈上由其他人撰寫的求情信去證明被告的品格良好。法官亦可能下令獲取感化報告──由感化官先行了解並確認被告的個人狀況,再以書面形式向法庭報告。

由於求情期間辯方不必呈上證據,因此法官為了解事實而質疑辯方陳詞的狀況並不罕見。此外,法庭亦可能就一些求情理由──例如案件是否有損害個人權利或公眾利益等等──而提出疑問。筆者的愚見為:法庭回應或提問的目的應是澄清爭議,或讓辯方律師有回應法庭觀點的機會,畢竟如何判刑與行使酌情權均是由法庭決定的,法庭實在沒有必要在辯方代表陳詞期間與其進行口舌之爭。

而就著暴動案求情一事,該位法官的處理手法之所以引起爭議,並非因為他沒有全盤接受辯方代表的陳詞;若法官認為辯方的說法不合情理,或是有模糊之處,提出疑問並無不妥。

本次事件最值得斟酌的地方有二。首先,法庭固然沒有義務全盤接納感化官的報告,然而,在感化官並未有明顯地出現偏頗的情況下,如法庭多番質疑報告內容的真確性,或會予人對被告不公平之感。另外,雖然我們不能要求法官認識來自所有界別的人士,但如如法庭對於該名藝術家的態度更為友善或開放,相信亦會減少群眾的反彈。

法庭不應因輿論而受壓,然而,公開審訊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為了保持司法過程的透明度。市民有權就其所知而作評論,而這些評論也有可能影響大眾對司法機構的觀感。

除了公眾觀感,筆者亦聯想到法庭的處理手法對於律師的影響。筆者並不認識在暴動案中被多番打斷發言的律師本人,只能自行想像其維持專業形象繼續發言背後的心情。誠如前文所言,法庭向雙方代表提問實是常見不過,只是提問的方式有許多種,是否需要頻繁地介入律師的陳詞,確實有討論的空間。

更甚者是,筆者以及部份同行亦曾經親眼見證部份法官以較為激烈的態度去斥責法律代表的情況,例如以強烈的身體語言和嚴苛的字眼來批評或諷刺律師表現不濟。筆者認為,如律師表現不佳,法官作出評論絕不為過;如有律師表現毫不專業,法庭予以譴責亦是無可厚非。然而這一切均應建基於理性公平的基礎之上,理論上法官毋須「take it personally」,亦毋須讓律師承受太多羞恥感。當然,筆者也見過不同法官既細心和有耐性的一面,但願行內人的不快經驗亦只是寥寥可數。

筆者深信,學識豐富的人,如同時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既能讓行內人能繼續不卑不亢,亦讓行外人繼續肯定法律界的專業──從各方面而言,以禮相待都會是一件美事。

文:簡思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