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匯思:香港打工仔要罷工,究竟有幾難? 文:梁子容


這或許是世上最大的荒謬:工人可以罷工,但須獲僱主同意,證明罷工權名存實亡。


世紀編按:2月24日,因不滿九巴調整薪酬計算方法,「月薪車長大聯盟」發起罷駛,後取得與資方對話機會。雖然行動獲得初步成功,發起人葉蔚琳亦預咗畀人炒。國際社會理所當然的罷工權利,在香港看起來則像豁出一切的戰役。今日本版作者、法政匯思成員梁子容撰文談談香港打工仔為什麼對罷工諸多顧慮。

《基本法》清楚列明香港居民享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為何香港很少出現罷工或其他工業行動?在2012至2016年間,香港每年只有1至3宗罷工事件。唯獨是,以我們所知2013年出現7宗罷工,包括碼頭工潮,是近年來最多罷工的一年。同年,加拿大(165)、日本(71)丶韓國(72)丶英國(114)及美國(15)等發達地區則多出1至20倍的罷工行動。為什麼相比起其他國家,香港打工仔甚少採用罷工來表達訴求呢?

工會財務資源薄弱

俗語有云「手停口停」,僱員拒絕工作等同無糧出。工人集體拒絕執行僱傭合約所要求的工作,僱主當然毋須支付該部分的薪金。參與罷工將直接減少工人薪酬,即使行動未見成果,工人也容易為了餬口而折腰復工,令罷工行動難以維持。世界各國工會為了支持罷工行動,通常會啟動罷工基金以支援工友生計。工會財政資源愈雄厚,愈能夠維持工業行動。

會員費為工會主要收入來源,但香港大部分工會所收取的會員費都較低,一般工會每年向會員收取100至150元,公務員總工會會費更低至每年30元。其實工會所收取的會費與營運的成熟程度直接掛鈎。除非出現大型的罷工,一般打工仔未必會加入工會。一次成功的工業行動能壯大工會的力量及財政資源並吸納新會員;另一方面,多會員多會費,工會便能有更多資源保護會員。以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為例,他們近乎年年有行動,行動不論在空中服務員之間抑或在社會層面,都具有相當的認受性,而且更是少數與公司簽署集體談判權協議的工會。開啟國泰空服員工會抗爭的1993年,工會在港督府發起連續17天的大型罷工,吸納大量同事支持。直至2016年,工會合共有逾7000名會員,並每年向會員收取840元會費,在一眾工會中「突圍而出」。工會擁有充足財務資源作工人的後盾,向工友發放生活津貼,令員工放心參與工業行動。

可是香港大部分工會資源薄弱,需另覓公眾捐款來維持工會營運。這些工會亦未能如國泰空服員工會般,單靠會費及會員捐款便能夠設立罷工基金。以海麗邨清潔工工潮為例,罷工初期,工潮所帶來的影響未及碼頭工潮或九巴車長罷工,加上時值聖誕,曝光率較低,市民未必知道工潮的存在,更遑論令普羅大眾了解工人的訴求。工人每天擔心「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未能爭取成果更賠上了薪金。假如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未有獨立的工會組織,工人無法維生,只能被動等待工會聯盟的支援,正正是工人抗拒罷工的一大主因。

散亂工會 受制於法

雖然《基本法》、香港有份簽署的國際勞工公約及其他本地法例都有清晰條文保障居民組織工會的權利,但實際上香港對職工會的規管非常嚴格。職工會須於成立後30天內依照《職工會條例》的規定向職工會登記局局長登記。條例第5丶7丶10丶36條列明種種登記工會的限制:雖然登記工會只需7 名有表決權會員簽署便有效,可是局長有酌情權拒絕及取消工會的登記。工會每年須將該財政年度的全部收支報告及資產負債表提交局長。惟在國際勞工條約第87號《結社自由與保護組織權利公約》及第98 號《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公約》中並沒有此規定。相比英國,當地法例則沒有這些限制,負責註冊工會的Certification Officer也沒有拒絕註冊工會的權力。《職工會條例》不但沒有保護工會作為員工代表的角色,而且沒有保障工人的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更對工會施加諸多限制,可見本地法例對勞工保護匱乏。

另外,香港工會「七人成行」,令工會結構鬆散丶力量分散、缺乏代表性。在2014年,英國只有177個註冊工會,合共有逾650萬個已登記會籍。相反,香港在2016年有828個已登記工會,當中190個為工聯會屬會,80個為職工盟屬會,89個為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屬會,所有工會合共有88萬多個已登記會籍。同一工種丶行業甚至公司的員工分散到不同政見的工會,試問工會如何代表工人權益?5個九巴工會之中,哪一個能夠代表九巴車長對薪酬調整方案的立場?工會重疊致力量分散,九巴難以與全部大大小小工會會面。引人深思的是工會重疊的情况亦出現在其他行業,例如屬職工盟的香港碼頭業職工會、屬工聯會的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屬職工盟的電訊盈科職員協會、屬工聯會的電訊盈科職工總會。

罷工權利 形同虛設

罷工行動只是手段,目的在於迅速吸引政府和公眾注意令僱主尷尬難堪,促使勞資雙方盡快談判,謀求共識。員工如果因罷工遭解僱,或受上司處處針對,罷工的成本便大大提高。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葉蔚琳2月24日晚發起罷駛後,翌日開始被九巴「停廠」暫停職務。雖然葉蔚琳澄清九巴沒有對她作出紀律處分,只是管理層擔心傳媒到巴士站採訪,影響巴士運作,但她明言「預咗畀人炒」。

雖然《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8條也列明工會活動應受保護,但實際上法例給予罷工僱員的保障似有還無。《僱傭條例》第9(2)條列明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而在不給予代通知金或不給予足夠通知時下將他即時解僱。然而,僱主只需給予通知或代通知金終止合約,支付津貼丶花紅丶有薪假期的薪金等款項,便能合法解僱僱員,令工人因罷工失業。

《2017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原定1月尾在立法會二讀辯論,張超雄就僱員的「復職權」提出修訂要求提高對員工的賠償,政府卻突然撤回草案。在現存法例下,受無理或不合法解僱員工享有復職權利,惟須僱主批准。若職工會代表被不合法解僱,即使法庭未來有機會讓他勝訴,但仍先要獲得僱主同意,可見現有法例下所謂復職權只是「無牙老虎」,不但未能保障工會會員的工作,更大大減小僱主解僱工會成員的代價。二讀方案主要是取消「復職權」中先要取得僱主同意復職的條件,而改為只要勞資審裁處裁定僱員受不合法解僱,便能發出復職令,毋須僱主批准。這「有牙」的復職權是政府與勞工顧問委員會經多年磋商達成協議的成果,不但保障工會領袖的工作,更能保護因性傾向、宗教理由丶懷孕而遭解僱的勞工。可是政府因議員修正案偏離原本共識,須深入研究有關建議為由撤回草案,令弱勢僱員失去保障。

勞動三權 缺一不可

另外,《僱傭條例》第21B條亦列明僱主阻止或阻嚇僱員參加該職工會活動,即屬違法。雖然終審法院在《Campbell訴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一案提到「職工會活動」涵蓋由職工會建議和執行的工業行動,包括罷工,可是第21B條只保障在「適當時間」參加職工會活動的權利,即僱員只可在工作以外時間罷工,或在僱主同意下參與罷工。罷工,指工人在工作時間放下手上工作表示抗議。這或許是世上最大的荒謬:工人可以罷工,但須獲僱主同意,證明罷工權名存實亡。除了免受即時解僱外,究竟上班一族罷工權受多大程度保障呢?

勞動三權,意指勞方組織工會的權利、罷工權、集體談判權,保障勞資雙方平等談判,缺一不可。然而,組織工會權受條例諸多規限,導致罷工權有名無實。集體談判權的條例在主權移交前6天在立法局通過,但在7月隨即被臨時立法會凍結並廢除。三種權利,三大皆空,勞工保障更是遙遙無期。

作者簡介:梁子容,法政匯思成員,港大法律學生,最喜歡小動物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8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