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評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近年六四悼念,似乎都有爭議。不過,相對於前兩年有人聲聲「天打雷劈」、「另起爐灶」,今年六四悼念的異音,似乎只剩下幾位本土派中大學生。他們發表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連日來已引來不少討論。倒是資深評論人練乙錚先生在港大的一個討論會上,提出要重新理解六四的論述,以兼容所謂「統派」與「獨派」,值得進一步商議。

練先生認為泛民的六四論述高舉「愛國」及「民主」,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既有功勞也是合理,獨派不應抹煞。然而他也認為,這種理解卻不是唯一合理。因為,八九民運也可以看成並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而香港人當年參加的支援運動,其原動力既可以是「愛國」,但也許更是「恐懼中的掙扎」,動機是「求生自保的意識」。

練先生認為兩種詮釋雖然南轅北轍,但並不互相矛盾。他更向支聯會提出「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的新口號,把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之上,以便兼容各種立場的反共群體。由於練先生並沒有否定傳統悼念六四的論述,但主張修正綱領,以容納「另一種合理」,可以算是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重新召喚「屠城恐懼」,以對冲「愛國」與「民主」意義的「六四修正主義」,是否一套真正新的論述,筆者提出幾點疑問。

第一,八九民運,始於悼念胡耀邦,繼之罷課示威,終於佔領天安門,絕食進行公民抗命,有一個發展歷程,過程中民主/公民意識步步深化。參與者對何謂民主的認識並不一致,做法上也充滿錯失和瑕疵,但何損其為中國人「反專制」的(廣義)民主運動?難道當年捷克「七七憲章」沒有要求捷共下台就不是民主運動一部分嗎?

第二,港人當年參加支援及悼念六四的「初心」當然有「恐懼」的成分,也不是所有人都鍾情於「愛國」,要不在六四發生之後,香港就不會出現「救人救港」運動及中產階級移民潮。可是,如果六四回憶的焦點是如何恐懼,而又同時貶抑了香港人在這運動上,受北京學生與受難義人的啟發,堅固了其追求民主、反抗專制的信念的話,六四悼念豈不變成彼此以無力感相濡以沫,追究英國為什麼只給予數萬個香港人「居英權」的自慰大會?

第三,警惕極權政體屠殺人民的危險,可說是「阿媽係女人」的變奏,何需悼念去提醒?而且,中共會不惜殺人這點,正好是構成所謂「六四陰影」,令本地進取的抗議行動往往被溫和派阻止的藉口。香港經過雨傘佔領行動,令不少年輕人覺得自己已經走出了上一代的「六四陰影」,那麼「警惕中共血腥屠城」又是否另一種「六四陰影」的重返呢?

其實,「六四修正主義」既要本土派承認六四是「抗爭資源」(將這「資源」化約為「恐懼」),但同時間又想遵從某種本土派思維,將六四既有的道德資源(例如愛國心或追求民主的意志)淡化掉(如非否定掉)。值得探究的是,純粹的「恐懼」就足夠社會動員,參與反抗?

社會運動的研究文獻告訴我們,「恐懼」是一種「反射性的情緒」(reflexive emotion),可以在短期之內使人採取非常理可解的行為,但也可以把人嚇得什麼也不敢做,陷於消極被動。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經歷的,遠比恐懼為複雜,因為動機各異。但當屠殺發生,能夠把絕大部分香港人團結在一起表達哀傷的,其實是一種「義怒」或者「憤慨」(indignation),那是一種有道德基礎的憤怒而非一種驚怕與恐懼。

所以,與其說香港人是因「恐懼而自保」,不如說是因「憤慨而反抗」。「憤慨」既是以「正義」意識為根本,所關切的就不止是自身而是受害的義人。是否基於同胞之情、愛國之心,這些只是其次。

恐懼是藥方還是病徵?

而根據精神分析,所謂哀悼,就是透過莊重的儀式,把歷史的創傷重複地「行動化復現」(act-out),以使目睹亡者離去的我們,透過「移情」(transference)而慢慢接受亡者已經離開的現實,達至把創傷「修通」(work-through)。如果哀悼失敗的話,受創傷者就只會陷入無盡的憂鬱。

「恐共」其實一直是香港人精神意識的常數,但從無激起有實踐意義的行動。只有在六四之後,民主派才廣泛受到支持,「民主回歸」更被改編為「民主抗共」,這早已是常識。對六四亡者的哀悼,28年來不斷透過把對「中共不仁」的義怒移情於本地民主運動,把六四巨變帶來的創傷慢慢修通,使港人不再陷於憂鬱。可是,今日民主運動受打壓而難以推進,舊病難免復發。問題是恐懼究竟是藥方,還是病徵?在悼念中,是強調絕望?還是在每年一度的悼念中,在彼此團結與堅持中讓人看到希望?

「恐中」普及反噬始作俑者

不過,更致命的是,對部分已經認為「民主中國比不民主中國更差」的本土派而言,聚焦六四「恐共的記憶」也不會找到和他們的共同基礎。因為他們「恐」不再是「共」而是「中」。按他們的理論,他們不單不恐共,還是多謝共產黨,因為中共今天還是一種力量令更可怕的「民主中國」不致出現。六四修正主義根本搔不着他們的癢處。

不過,在香港式「恐懼文化」底下,恐懼的政治意味確實難以預知。就例如早幾年「恐中」情緒可以助長右翼本土主義,但最近,關於幾個中大學生認為悼念六四應了結的事件中,筆者在不少網上留言中發現大量指摘那幾位同學為「大陸仔」、「共青團」、「赤化中大先鋒」、「收錢維穩」……的攻擊留言。似乎,「恐中排陸」的情緒真的「普及」到一個程度,對始作俑者反噬了。這又是否「恐懼中的自保求生」一例?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文:羅永生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