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回歸

每年到了這段時間必然有點起伏難平,難以言喻之感覺。對我這個土生土長的番書仔來說,回歸始終是一個重大改變。自小明白香港活在租借時空,難以堅持延續殖民地統治;但始終有一份無名恐懼感,不知回歸後會是怎樣。於是開始計劃離開香港。

曾經想過移民新加坡,接受了李氏家族的律師樓邀請,到他們的辦公室視察一星期,仔細考慮應否答允成為他們的合伙人。但經過一星期的觀察,發覺新加坡無論在法治或司法系統上,均與香港有頗大距離。放棄香港跑到新加坡,似乎是一種退步。

透過太太那邊親人的協助,我們整家取得美國居留證,接着也取得了居英權。有了這些「保險」,我願意留下來看看回歸後將會是怎樣,但那份猶豫始終揮之不去。當衛奕信港督邀請我擔任大法官時,我拒絕了;邀請我擔任法律專員,承諾三年後讓我當上律政司,我也拒絕了。

但回歸後,我漸漸對特區前景有強烈改觀:自由多了,核心價值受憲法保障;民主進程是慢了,但始終與殖民地時代相比是一大躍進。最重要的,是在政府架構和司法體系中,阻礙中國人當家作主的玻璃天花頓時消失了;香港人可以當特首、可以當首席大法官,這改變怎能與殖民地時代相比?沒錯,回歸也帶來很多不如意事,民主進度過慢,政治爭拗過多,房屋問題難以解決,但這些均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必然現象。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英國及美國居留權。香港是我家,尚有何求?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8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