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真的被壓迫到需要全面抗爭嗎?

一直以來,我怎樣也想不通,為何今天社會有部分人士認為被政治壓迫至無可接受之地步,必須「全面抗爭」。回想殖民地時代,除了港督是英國委任外,主要官員如唐明治、夏鼎基等,均由倫敦政府直接委任至香港出任律政司和財政司,不要說華人,便是香港人根本也沒有任何機會出任政府主要官員。

到了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民主發展也是無片言隻語,其重點是嘗試把整個殖民地架構轉交中國。事實是要到了九十年代,我才第一次感到改變的起端。當時港督衛奕信爵士找人接觸我,希望我出任大法官,甚至暗示,希望我能過渡至首位華人首席大法官。我經過詳細考慮後,最終還是婉拒了。衛奕信不死心,又找人游說我出任律政專員,並承諾三年內,我可成為首位華人律政司。我一向討厭政治,想也不想便回絕了。也許我的決定是錯誤的,但我實在看不見一兩位香港人出任主要官員怎能改變整個制度?為何那時候沒有人高呼被政治壓迫?

這一切在《基本法》制定後開始有所改變。立法局由只有寥寥幾位委任的社會代表充當顧問議員,至今天有半數議員由民選產生。很多人批評今天的主要官員不能代表民間社會,但最少他們全是香港人,而政府缺乏代表性,多少也因為民主派拒絕走入政府影響施政所致。我們沒有普選,部分原因是中港民三方未能就此尋求共識,但當民情沸騰時,董建華、梁振英不是也因而下台嗎?

不要誤會,我不是否定抗爭的意義。抗爭是必須的,但抗爭之餘也要對話。除非你認為抗爭必須最終引伸至武裝革命,否則,始終我們也需透過對話解決困局。那為何抗爭者要把對話者描繪為邪惡妖魔、十惡不赦?斷了對話之路,剩下的只有暴力抗爭,稍有思考能力的人也應明白這會是走上全面失敗的不歸路。我們是否真的這般愚蠢和不理智?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8月11日),原文題為〈壓迫與抗爭〉,現題為評台編輯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