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和泛民出路不在激進而在做「忠誠反對派」

泛民綑綁否決普選方案,與對泛民自己有利的普選失之交臂,泛民非常被動。泛民的所謂「重啟政改」只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撫的喧囂,根本掀不起風浪。其頭面人物表現非常消沉,現在正處於一種彷徨狀態,不像以前那麼張揚。那麼,泛民尤其是泛民溫和派的前路何在?這是不少人在思考的問題。本人認為,溫和泛民出路不在於繼續走對抗憲制的激進化偏門,而在於做尊重憲制的「忠誠反對派」。泛民溫和派參與綑綁否決根據人大決定制定的普選方案,挑戰中央,但中央仍然以包容博大的胸懷,希望泛民中的非「死硬派」人士,能夠改變對抗立場,為香港的發展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

「第三種力量」希望做「忠誠反對派」

泛民綑綁否決政改,是整體性走向激進化的重要標誌。其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對抗憲制;二是違反多數市民特別是中間溫和市民的意願。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首普選的決定,是具有憲制地位的法律規定。泛民綑綁否決根據人大決定制定的特首普選方案,這當然是與憲制對抗。然而,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任何政治力量對抗憲制都是沒有出路的。再說,違反香港主流民意尤其是中間溫和市民的意願,令唾手可得的「一人一票」選特首夭折,泛民溫和派的社會基礎也只會愈來愈窄。泛民綑綁否決政改後陷於沮喪無措的狀况,是不奇怪的。正因為如此,被稱為「第三種力量」的湯家驊、黃成智、狄志遠等人選擇離開激進路線的綑綁,尋求開闢「第三條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從泛民激進路線中分離出來的「第三種力量」,絕不是要做建制派,而仍然是反對派,不過是不做對抗憲制、對抗主流民意的激進「死硬反對派」,而是做不與憲制對抗的「忠誠反對派」。

溫和泛民需學習西方反對派

與其他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都有反對派一樣,香港有反對派,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問題在於,西方政壇的反對派,通常都是「忠誠反對派」。這些作為在野黨的反對派,雖然反對執政黨的執政綱領或政策,但忠誠於現行的憲政體制,不會反對基本的政治制度,不會挑戰現存憲制體制的合法性,不會引入外來勢力干預本國內部事務。對「忠誠反對派」這個概念作出更廣為人知演繹的,是在1940年美國大選中敗給羅斯福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基(Wendell Willkie)。他在敗選演說中強調,自己在未來4年的責任,是充當一個忠誠反對派。他說,「讓我們不要陷入黨派政爭的錯誤中,徒然為反對而反對。反對之目的,必須是為了成就一個更強大的美國,而不是為了削弱之」。

與西方的反對派政黨相比,作為香港反對派的泛民派有3個特點:一是挑戰而不是忠誠於現有的憲制體制;二是為反對而反對,忽視建設;三是熱中於尋求西方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在這3個特點中,不尊重、不忠誠於國家的憲政體制是問題的核心。這3個特點決定了現在的泛民派,不是「忠誠反對派」,而是「不忠誠反對派」。

中央對「忠誠反對派」樂觀其成

參照西方反對派政黨的「忠誠」特點,香港的「忠誠反對派」需符合3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是必須擁護《基本法》,不能反對「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不能挑戰國家的憲政體制。這是從政治上衡量溫和反對派是否屬於「忠誠反對派」的最根本的標準。

二是多一些建設性的討論,少一些「為反對而反對」的對抗。這是從行動層面衡量溫和反對派是否「忠誠反對派」的重要依據。

三是不能同西方敵視中國的勢力有政治性聯繫及政治性合作關係,更不能引入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這是在香港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下,對「忠誠」的溫和反對派的一個特殊要求。

中央處理香港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和立足點,就是順利落實「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為港人謀福祉。如果溫和泛民向「忠誠反對派」轉化,社會上理性溫和聲音的增加,有利於化解政治生態的兩極對立,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中央當然樂觀其成。在討論特首普選方案期間,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再主動邀約泛民議員見面溝通,其實也是表達了中央這方面的意願。只是泛民綑綁,堵死了理性溝通的道路。這是非常可惜的。

本人雖是建制派人士,但對溫和泛民始終抱有良好的期待。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泛民作為反對派有其不可或缺的存在價值和活動空間。泛民在社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立法會有一定數量的議席。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中央很清楚這一點,仍然希望能夠與泛民中認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人士溝通,包括泛民爭取民主的問題都可以溝通。事實上,世界各地都有激進勢力,但在成熟的社會裏,很少能成為主流。在溫和泛民中,不乏溫和理性的有識之士。在香港這個崇尚理性務實的社會裏,人們有理由對溫和泛民向「忠誠反對派」轉化抱有期待。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