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世人如此討厭中國人?

孫楊只得第二並遭其他選手諷刺和圍攻、舉重和拳擊選手誤以為自己勝出、國旗出錯、派出雙保險出戰多項比賽卻全部無功而還、在跳水程和體操等傳統優勝項目失落不少獎牌,里約奧運不但沒有成為中國揚威國際的機會,反而成為在世人面前出醜和被冷嘲熱諷的場所,不少香港人為中國出醜感到愉快。但中國運動員在這次里約奧運的行為和遭遇其實只是中國人在現今國際社會的縮影和寫照。

為何世人如此厭惡中國人呢?有人指是種族歧視,是白人的帝國主義之心不死。又或者套用《環球時報》最近的説法,是白人面對中國的強大而自卑心作祟的反應。筆者並不認同這兩種説法。最簡單的原因是,如果真的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自卑心理,那為何《紐約時報》和《英國衛報》等外國傳媒會讚許和歡迎中國游泳選手傳園慧?筆者認為中國人在現代社會如此受人討厭,一來是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與西方社會的規範不一致(如在公眾地方跳大媽舞),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普遍中國人的思想狀態仍然處於「達爾文主義」的層面,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與中國社會不一樣,西方社會和人民普遍是傾向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公義,則使不同人對平等的定義和實則的表達有極大的差異,但始終是離開了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是對人的價值和公平有所追求。這從現代不同的政治理論和公民社會實踐的方法均由西方的學界與民間而出得以引證。相反,在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外,在民間與學界均一無所出(除了少數的NGO)。在中國,特別在八九年之後,平等和公義並沒有討論的空間。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不少的電視劇和電影都流露出一種對土豪的崇拜。這些電視或電影的情節一就是描述,一位目不識丁的土豪卻靠著運氣、人脈、勢力等捉弄讀書人,另一種就是土豪幫派要打低對手稱霸的情節。這些情節矮化教育、推崇實用主義,反映中國社會普遍只追求實際、滿足自身溫飽和各種慾望和需要、卻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缺乏思考,甚至帶有一種輕蔑的態度。在這缺乏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思考的環境下自然不會產生對公平與公義的追求,更甚的是產生出中國政府與人民以極原始和絶對的達爾文主義去處理不同的公共和國際事務的心態。這種心態其實可以從中國政府處理各種外交衝突中看到,最極端的例子可以說是《環球時報》批評澳洲何以敢得罪中國這「上帝」,這種要稱霸的氣燄可説是連美帝也望塵莫及。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在政府的耳濡目染下產生這種稱霸的心態。以中國遊客在國外出現破壞公物和襲擊售貨員,與及孫揚的「千五米,我是王者,我屬於新世代」等不能用文化差異去解釋的行為和言論足以證明中國人民的處事原則就只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認為只要在物質或經濟力量上擁有優勢就等同稱帝,擁有對其他人或事務的絶對話語權。例如將泳手之間的衝突拉到中澳的經濟關係上、英國叫停核電廠的計劃,中國就以取消投資作為要挾。其實只要不順從他意,不論事無大小,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會搬出經濟和投資作為要挾,或作出如「不是我們來旅遊購物,你們早就死掉了」的論調。這思維是最原始和單純的達爾文主義。這反映出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水平,也代表整個民族眼光的狹隘和缺乏對生命中更高的價值和意義的追求。在北京奧運和中國夢所展現的各種願景都只是一套做給世人看的表面功夫,卻從不是一種真實的對真善美與及人生更高價值的追尋和認信。

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幾日前聽到一位學者説政府壓制公民社會或政治活動會令市民不能發展出一套公民意識。我想這是其中一個因素。缺乏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使人民缺乏機會去練習處理矛盾,令中國社會化解衝突的能力非常薄弱,當遇上矛盾和衝突時往往訴諸暴力這原始的手段,卻不能以溫和與及外交的手腕去解決問題。如果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的落後真的是導致中國人民水平低落的因素,在這方面中國政府,特別是那些煽動人民情緒的官媒是責無旁貸的。因為中國社會原始的民族性是政府所塑造的。不要忘記在民國時期的中國的思想發展是何等的活躍,出了胡適、巴金等賢哲。同時如果中國政府仍然是高壓和封閉,那中國人民的水平將難以有所提高。或許會有更多人懂得排隊,但這或許只是表面功夫,骨子裡仍然是對達爾文主義的認同。筆者不是想指出所有中國人都展現達爾文主義,筆者也確認遇上和認識很多對生命和公義有所追求的中國人。這也許是民族發展的長河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中國人帶著不可改變的達爾文主義本質。但中國現在已經處於危險和四面楚歌的境地,情況就如二戰前蘇聯慘勝芬蘭後被德國發現蘇聯軍隊雖然龐大,但能力卻是極低一樣,中國也被世人看到中國只是經濟上強大,但其思想上是非常原始,是虛有其表、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充滿可被利用的弱點。另一方面,傅園慧受外國和香港人廣泛歡迎正是因為她展現出的不是稱王稱霸而是真正的追求在自己生命中進步和與人為善的高尚情操,她才是屬於新世代。所以真正愛國的人士應該思考如何使中國的公民水平有所進步,並且推動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活動的開展而不是盲目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