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服從政權?港獨爭議反映的大哉問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了歷史新高,部分原因,很可能與港獨議題有關:支持或同情港獨議題的、反對港獨的、對「確認書」和部分參選人因此被取消資格而感到不忿的,都有強烈動機出來投票。但港獨議題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不會因選舉完成而消失。事實上,愈來愈多的學生對港獨議題感興趣,以至教育局和一些辦學團體,都要大張旗鼓的去「禁獨」(至於「禁獨」政策會否欲蓋彌彰?本文不討論了)。本文旨在討論的,是提出「香港應否獨立」這一問題,其實反映出一個政治學和政治哲學中經典的課題,即人民為何服從政權?誠然,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就「為何服從政權」有不同的着眼點:前者研究現實世界的人們的行為和意見,找出他們服從政權的原因;後者則探索有什麼好的理由,可以成功說服個人服從國家?但無論如何,這兩個相關的學科,都指出一共同點:一個政權,除了使用合法的武力外,有沒有其他因素令人民服從它的政令?

契約論﹕政權由人民主使下成立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確立政權的重要理論是所謂「契約論」:國家的成立,人民負有服從其政令的義務,全因人民共同訂立了契約,據此互相協議放棄由自己使用武力,並將使用武力的權力都交予國家,而國家就負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生活等責任。簡言之,人民服從政權,只因政權乃由人民主使之下成立的、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權,其政令自己理所當然要遵守。反過來說,自己沒有份參與成立的政權,自然就沒有服從它的義務。

契約論貌似脫離現實,但2011年的冰島,就真的出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市民集思廣益重寫憲法的初體驗。在香港,連任失敗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其所屬政團普羅政治學苑,就以「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為參選口號。當選成為全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羅冠聰, 其所屬政黨香港眾志,就提出「民主自決運動路線圖」,其中說明:「即使香港眾志並不提倡港獨,但為着體現『主權在民』的理念,我們同意公投應該包括獨立和地方自治等選項,而不管未來的主權狀態和憲政框架如何改變,大前提必然是要給予港人實踐民主自治。」以過通公投去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就是說,要確立政權的正統性(legitimacy),必須得到人民的自主授權,這可算是契約論的變調。

效益主義﹕為社會最多數人帶來效益

確立政權不必然只得契約論一途;效益/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就認為,只要能論證出,對社會最多數的人來說,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比活在另一政權或者活在沒有國家之下,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效益(utility),那我們理應接受——甚至追求——某國家的統治。和契約論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相當「現實」的理論進路,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現實的狀况去作判斷:對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來說,接受中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統治,與香港自立為主權國,究竟何者可為最大部分的港人帶來最大效益?

屠海鳴4月18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中央堅決反對「港獨」也是為了香港利益〉,正是不從中央政府或中國利益,而是從大部分香港人的福祉着眼,試圖說服大家,港獨不(單)是現實是否可行、是否違法的問題,而是絕不符合大部分港人的利益的行為:「衆所周知,國家戰略中蘊藏着諸多發展機遇,在香港經濟增長乏力的今天,這樣拋棄機遇,勢必讓香港經濟更加艱難。經濟舉步維艱,哪來的錢保障或改善民生?與此同時,『港獨』令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政治生態惡化,特區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而中央『挺港』的政策勢必會減少。如此看來,『港獨』就是要毁掉港人福祉。」

訴諸眾人所可能享受或可能損失的效益,貌似夠實際、夠現實,應該最能有效說服大眾:有國家保障市民生活,比沒有國家好;活在中國政權下,比香港獨立好。但這種論證的重要變數,只要代入不同的意思,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什麼才是普羅大眾的最大利益?所有利益都可以量化、以金錢換算的嗎?考察一眾提出「自決」、「獨立」的組織,發現全部都認為,香港回歸中國政權之後,港人的福祉是每况愈下;繼續處於一國兩制之下,其實不符港人利益。例如社民連的《中港關係綱領》就指出:「中共自恃龐大的經濟力量,籠絡港台兩地的財團及政黨,官僚及親建制財團則從中漁利,壓榨普羅市民利益。面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力量,單單爭取一地之民主,已不能解決香港的政治經濟問題……當年中英前途談判及《基本法》起草,從未經過港人民主授權。主權移交以來,『一國兩制』愈趨崩壞。2014年,人大常委會更頒下違反《基本法》程序的8.31人大決定,公然背棄普選承諾。中共政權強迫在先,違約在後,『50年不變』已經如同空文。港人拋棄《基本法》,重新制憲,決定中港關係,實屬天經地義。」

效益論更大的問題是,就算今時今日計算的結果,是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更好,但這並不等於將來都永遠一樣好。即使根據固定的意思去理解何謂「眾人的福祉」,一旦滄海桑田、時移世易,效益主義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訴諸眾人的福祉利益,並不保證得出「香港人應該一直服從中國政權」。

不能只以武力壓人 應以理服人

刻下,支持和反對港獨的人,正為各自的立場爭論得不可開交,亦正在為自己的立場羅列支持理據。這顯示出不論正反相方,都同樣覺得,對於「為何服從政權」這一問題,不能只以國家武力去壓人,而應該以理服人。但這樣一來,港獨爭議不單止成功引發愈來愈多的人去思考此問題,更重要的是,應否統獨,已經成為香港人「自己」的問題。60年前提出以「民主建國」拯救儒家政治理想的當代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就提出「政治主體性」這一概念。意思大約是,我們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理應有自由、有權利為自己的政治作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因此既不能任由他人為自己決定,更不應該放棄自主,自甘墮落為他人的奴隸。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公民政治意識的覺醒。

對中國當權者來說,部分港人提出的港獨只是一政治問題。但從以上分析可見,提出港獨,其實是對「為何服從政權?」所引發的其中一個答案。愈來愈多人思考這個由港獨反映出來的問題,其實代表愈來愈多人覺醒,並開始成為自己政治的主人。

文:賴卓彬(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