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本土農業豎立路標

筆者在這一年半都在做有關水耕種植及植物工廠的研究,其間發覺或許是香港主流教育太少提及食物及農業,令普羅市民思考農業發展時會容易失焦。在此希望拋磚引玉,令農業向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本地農業的兩大迷思

相信香港人對農業普遍第一個印象,就是對GDP(本地生產總值)貢獻太低,根本不應該在香港存在。這論述不時從經濟學者口中出現,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1年的全球農業產值只佔全球GDP的3.09%,那數字就代表全球各國就要因此棄農嗎?如此邏輯,香港又是否要放棄只佔本港GDP 1.3%的自由行呢?全球及中國的糧食危機正迫在眉睫,其實香港更應該復興現時84%被荒置的農地,粗略估計就可達至近三成的蔬菜自給率,而並非只以GDP作反對農業發展的理由。

第二個迷思是農業只能提供食物,別無他用。然而聯合國推行了近30年的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概念,強調和附近城市的緊密交流,跟靠量產出口賺外匯的農業截然不同。不論紐約、倫敦或北京,發展農業很大程度是為了解決各式各樣的城市問題。筆者的論文研究就發現香港目前的農業能為我們帶來善用廚餘、擴闊經濟基礎及食物教育等13項功能,有助在不同程度解決香港過度都市化的問題。

不同耕種模式的利弊

現時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中,多次強調香港農業急需現代化,指出外國高科技農業的長處時,卻對其發展基礎及短處隻字不提。作為公共政策諮詢,絕不應「報喜不報憂」,連簡單比較一下不同耕種模式的優劣分析也欠奉,根本沒有為諮詢創造過公共討論的良好基礎。

回望本土農業史,政府在六七十年代首推的是「常規耕種」模式。使用化肥農藥下,農產品的產量及賣相都相對提升,但就帶來水源及土壤等農業污染。跟大家想像用飛機噴農藥的常規耕種不同,香港地權分散,令農夫只能用小型機械耕種,加上農夫通常住在農田旁,不敢狂噴農藥毒害家眷。自1980年代末的毒菜事件後,政府以「信譽農場」等計劃監管本地常規農場,因此本地常規菜遠比多數大陸進口菜安全,對環境的傷害亦相對較低。

「有機耕種」模式則在1980年代由環保團體驅動,再於2000年由政府推動專業農夫轉型。有機耕種不單止不用化肥農藥,更注重復育土壤及農業生態。相對常規耕種,有機耕種的產量較低;若農夫未掌握以有機方法防治病蟲害,農產賣相也容易較差(並不代表有機菜一定有洞)。同時有機肥料可以運用都市廚餘或用禽畜排泄物堆漚而成,但香港少有相關設施配套,需要農夫額外心力才能做到。

香港近年最受人注目的耕種模式,非「水耕種植」及「魚菜共生」莫屬。雖然兩者都不用泥土種菜,種植過程蒸散少而用水少,但其生產模式及理念都截然不同。水耕種植可說是常規耕種增產思維的極致,讓植物直接吸收營養液(多數都是礦物狀態的化肥)去快速生長;再以脫離土壤或搬入室內的方式,不用農藥隔絕病蟲害。魚菜共生則強調養分循環,將魚的排泄物轉化為蔬菜的養分;同時以收割餘菜去餵魚,看來是相當理想的耕種模式。但兩個生長周期截然不同的物種難以平衡,令產量難以控制之餘也比水耕為少。

兩種高科技農業的最大共通點就是高投資門檻,沒有二三百萬元都難以達至商業式生產;而在地耕種就豐儉由人,不建溫室就可在10萬元內開設農場。雖然高科技農業的天書《垂直農場:城市發展新趨勢》中,戴波米耶博士(Dr. Dickson Despommier)強調水耕等可以活用都市廚餘甚至淨化污水,但現實就因衛生問題而難以實施;反而室內種植往往因空調及照明等用電,帶來比在地耕種高10倍以上的碳排放。

高科技農業不能離地

那麼,香港應該發展怎樣的農業?首先應要根據本地農業背景、市民飲食習慣及城鄉環境等因素訂立詳細的方向,但政府的政策文件未見分析就一下子跳去倡議破舊立新。在這裏先提出3個疑問,讓大家慎思高科技農業的發展。

首先官方的水耕場只向日本公司買入被業界喻為「過氣」的技術,卻以研發為名投放過千萬。香港連半個農業專科都欠奉,發展高科技農業很易變成向日本台灣等地購入技術,難以自主發展。二來前期投資如此龐大,高科技生產的食物價格難以惠及大眾。若政府有意資助,理應投放更大比例於在地耕種,讓更多市民參與,同時解決廚餘等都市問題。

最後,無土種植根本不應在可耕土壤上出現。但香港卻出現「先破壞,後水耕」的情况,政府實在不應粗疏地將水耕視為一般農業去管理,令倒泥頭破壞農地更無日無之。現在政府放任破壞農地的害群之馬,反而令有心投產的業界背負破壞農地的原罪。在以上問題未有解決之前,還請政府先保護農地。當土壤被水泥活埋,就難以挽回,香港農業就更沒有未來了。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