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華:主權在民 還權於民

1989年的天安門抗爭,適逢前所未有的眾多國際媒體匯聚北京,報道中蘇兩黨首腦自1960年代分裂後的首次會面。在尚未普及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文字報道和電視影像令全世界震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當局示威,並在其後的「六四」血腥鎮壓中,見證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暴和北京市民英勇無畏的抗暴犧牲。「八九.六四」因此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一頁。

全球民主化浪潮並非始於天安門——鄰近的菲律賓、南韓在此之前已開啓民主化。特別是菲律賓以「人民力量」迫使獨裁總統馬科斯下台,曾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即便如此,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城的世界意義仍無可比擬,對共產政權尤其有似末世預言,直接影響到幾個月後的柏林圍牆倒塌,間接促動了「冷戰」結束。此後二十年裏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都有天安門的身影。面對抗議民眾聚集的中心廣場,除了死於非命的齊奧塞斯庫(港譯:壽西斯古)和卡扎菲(港譯:卡達菲)以外,各國獨裁者沒有一個敢於效法「六四」鎮壓的鄧小平,對和平示威的民眾大開殺戒。

對和平抗議的肯定,對民主化要求的支持,對屠殺的譴責,是當年北京學生和民眾走向天安門和長安街的根本信念,是世界範圍巨大反響的基本態度,也是香港民眾當即站出來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最重要原因。「平反六四,還政於民」是香港從未改變從不放棄的呼聲。每年「六四」夜,維園點點燭光,總是令我熱淚盈眶,感謝香港人,守護良知的堅持。這種良知,這種守護,如同「六四」抗暴中民眾表現出的犧牲精神,遠遠高於爭取大陸民主的具體目標,攜帶着人類尊嚴的超越意義,在今日尤其重要。

如今的世界局勢與1980年代末期已有根本不同,民主制度正面臨艱巨挑戰。十年前歐美遭遇「金融海嘯」,恰逢中國成功主辦北京「奧運」,迅速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共獨裁模式高歌猛進,令許多國家掌權者歆羨。此後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只有局部民主化成功,反倒繼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後,令中東陷入更深戰亂,且導致流向歐美的難民潮。歐美既有體制一方面加劇內部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拙於應對難民問題,結果在多國引發民粹主義(populist)反彈。川普(港譯: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以及新近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反覆和困難,既令人反省現有民主體制的問題,又被威權統治者拿來作為拒絕還政於民的口實,給大陸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和渴望「真普選」的香港人民帶來格外嚴重的壓力。

一直以來,威權統治同時在言說和專權兩方面壓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言說方面,北京近年來至少在兩點上刻意混淆是非。首先,民主制度遇到的困難,並非是對「主權在民」的否認。即使那些試圖扭轉民主制現實(如土耳其)或民主化趨勢(如埃及)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打着「代表」人民的旗號,盜取統治正當性。在這方面,中國走得最遠。北京以及為其辯護的文化精英將中共置於人民主權之上,在強力壓制不同聲音下於今年年初通過修憲,企圖造成「主權在國」乃至「主權在黨」的輿論場域。然而,由於「國」與「黨」的現代意涵無法完全清除掉對國民和非黨民眾的指涉,也無法獲得「君權神授」那種絕對「天命」的認定,這成為非常冒險的操作。無論怎樣訴諸革命歷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是,必須要運作第二點,即,假設「人民主權」問題早已解決,目前所做的只是爭取「高質量」──用儒家傳統來說是「選賢與能」,用西方現代憲政傳統來說是用「代議制」防止「庸衆」劫持,用維持精英之為「頭」來防止憲政「身體」垮塌。這個「代議」精英的「頭」,就落實在今日的中共身上。結果,這兩點言說成了循環論證,通過後者虛置「人民主權」來論證前者「主權在黨」的必要性。「黨」再次落入工具性層次,無法與「人民主權」無可置疑的根本原則相對抗。於是,專權暴政成為必要的補充,決不能允許自由組黨,也決不能允許任何非黨指定的人民代表候選人參與選舉(雖然選舉過場仍然必須要走),必要時就出動國家機器的暴力手段。一定要讓人民忘記政治參與,忘記自己才是國族「主權」的主體擁有者。一定要讓人民生活在持續的政治恐懼中,黨才能稍稍紓解自己坐不穩大位的恐懼。

從「人民主權」這個概念剛剛出現在現代歷史舞台時開始,就存在着如何確認其代表權和行使權的困擾。民主先行者湯瑪斯.潘恩早在十八世紀就提出,執政權力必須每隔一定時期由人民再次授權,才能持續生效。

這個「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曾經出現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改革開放初期。而獨立於中共參選人民代表,正是「八九民運」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1980年部分開放區縣人大代表選舉,曾帶來大學校園民主的短暫春天。1986年底大學生再次遊行要求參選,直接導致力圖保護學生熱情的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方勵之等人被開除出黨。雖然無法像1980年那樣進行校園公開競選,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們沒有放棄,在各個宿舍樓裏挨門徵集選票,最終在1987年將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成功選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說,胡耀邦逝世被視為19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大損失,引發學潮和全國性大規模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與人民要求定期確認「主權」歸屬有內在關聯。

「六四」鎮壓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共數次面對挑戰選舉權的危機,不惜暴力壓制獨立參選人,恰恰表明傳統帝制退出歷史舞台後,「人民主權」的實質意義不容迴避。

在香港,問題表徵有所不同,但實質並無二致。「我要真普選」的口號能夠動員起數百萬港人參與政治和參與選舉的熱情,關鍵就在於,香港回歸後,舊的殖民者離去,卻沒有帶來起碼的政治解殖程序,一切都被北京代勞。表面上的「港人治港」,從來沒有得到過在地的「人民主權」充分授權來認可新治權的正當性。正是因為這種「空降」來的新治權,才會令人在聽到「五十年不變」的說法時,恍然如見回歸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新的殖民主子。內地網民乃至身為名校教授者,譏諷港人「殖民地習氣」,則屬完全迴避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北京巴不得港人老老實實接受新主子的殖民,千萬不要談論什麼文化的或者政治的「解殖」,更不要談論公民參政的主體性。

世界範圍的民主困境和威權上升也告訴我們,僅僅爭取「民主」是不夠的,必須同時保有明確的社會願景。今日民主困境與偏向大資本大財團的新自由主義壟斷了意識形態場域有直接關係。在發達國家,科技發展縮減了必要勞動時間,大部分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卻又常常受到大資本擠壓。都市青年逐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但始終沒有得到恰切的政治表達。在民主轉型國家,則往往是轉型前將目標鎖定在狹義民主化,一旦初步成功,立即匆忙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很少保留足夠空間,難以支持社會探討不同發展渠道並蘊育進步價值。與此同時,今日的威權體制很少以軍政府獨裁的面貌出現,反而會充分利用高科技管控社會,實施愚民,而且通常與跨國資本交好,勇於為(國有)大資本撐腰做打手。這就從反面提醒我們,爭取變革本可以從反對資本滲透日常社會生活入手。

「八九.六四」時所發生的,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主權立場發生正面衝突。從「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痛斥鎮壓軍隊「法西斯」並不斷衝向槍口抗議、阻攔、搶救傷亡者的千千萬萬普通人,是在為公民的尊嚴站出來,是在作為大寫的「人」而犧牲。紀念「六四」,既是表達我們還政於民、安撫亡靈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們致敬,相信他們的精神與我們同在,與世界進步力量同在,只要我們還前行在這同一條道路上,他們就是激勵我們的光芒和力量,永遠不會被忘卻。

作者簡介:前八九學生領袖,美國UCLA大學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博士,現為獨立學者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