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亞:《消失的檔案》香港需要獨立——紀錄片

直到近日,才有機會購票入場看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這件事說來慚愧,從事電影寫作,影片從三月上旬首映開始,轉輾經過四個多月的社區放映之後,才掙到一票去看去寫。但這事又令我反思到——香港電影製作的第三條路。

二月份,紀錄片製作人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總監因選映問題引起話題,製作人於是另覓空間,聯絡大學及民間機構,租用場地,展開社區放映,既是話題作,場次又有限,令到《消失的檔案》「一票難求」。輾轉多月,早前得知映期,第一時間上網購票,終於掙到一票。影片近日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我看的那場接近爆滿。

散場時,我在想,假如影片在電影節放映,之後在一兩間戲院正場上映,我有可能在影片上映四個多月之後仍然看到嗎?答案是沒可能。一般戲院給予新片的映期,約一星期,票房不達標,就拜拜。這種打游擊式社區放映,變相令映期延長,雖然場次有限,勝在長做長有,反而減慢了被消失的速度。

商業電影當道,又話舖租燈油火蠟貴,電影院霸權已成定局,獨立電影又何去何從?大概「社區放映」是另一條出路。《消失的檔案》雖說是獨立製作,但最有商業電影潛力,因為影片開始時,已經道明一個事實: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只得二十多秒沒聲音而且不相干的片段,關於「六七暴動」。而這個事實,早在作者張家偉於2012年出版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的「自序」中已提到,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四千件展品和照片中,只有一張展板介紹六七暴動」。

「大膽揭開政府刻意隱瞞的暴動歷史檔案」,不正是吸引觀眾的「商業元素」嗎?為什麼同樣「大膽揭露美國政府非法監控人民資料」的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可以在香港戲院正場上映,受市民關注?因為事件發生在尖沙嘴美麗華酒店嘛,與香港有關乜乜乜……但「六七暴動」不也是在香港發生嗎?

不能上正場院商怕得罪人?

社區放映不是免費,都要有錢訂場地,但院線戲院就有錢都不一定讓你放,可能認為你的電影賺不到錢,還要計算政治成本。

《消失的檔案》確實「嚇怕」了電影從業員,包括院商主理人、節目策劃。片中提到,「六七暴動」過程中,左派動員,涉及香港電影工作者。其中有片段訪問當時愛國電影公司「新聯影業」總經理廖一原,他是「鬥委會」常委之一,事後也略帶諷刺說:「鬥爭到什麼程度不知道,包括我們也不知道。」片首也剪輯了香港導演嚴浩曾經參與請願,憶述自己年輕時參與暴動,曾經時刻懷着「隨時會死」的心。他不是說來自豪,而是像片中大部分受訪者一樣,在反省。

被稱為本土派導演龍剛曾經遇到的一次「特殊」經驗,老一輩的電影工作者不會不知,是仍然未消失的歷史。「六七暴動」後,龍剛受法國作家卡謬的著作《瘟疫》啟發,製作同名電影,講繁華香港爆發瘟疫,疫情由工廠鼠疫引發,人人驚死人傳人。影片完成後剪輯妥當,安排送檢,其間龍剛突然收到電影公司老闆來電,指「好大鑊」。

根據《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六:龍剛》,關於《瘟疫》的口述部分,龍剛憶述電影公司老闆說:「他接到左派人士警告,說龍剛是港英特務,《瘟疫》是由香港政府出資,授意我拍的。不但不可以在港上畫,更要將影片銷毁。」

被指影射暴動《瘟疫》遭亂剪

電影公司老闆為免血本無歸,遂把影片交給有關人士處理,本來兩小時的戲,被剪到八十多分鐘(甚至更少),片名不准再用《瘟疫》。後來影片於1970年上映,改叫《昨天今天明天》。龍剛憶述:「他們都算霸道得厲害,我做了幾十年電影,到那個時候才知道,原來除政府的電影檢查處外,還有一個更權威的『電檢處』,可以亂剪一通,且不需要講理由的。」

本名《瘟疫》的《昨天今天明天》,「罪名」是「懷疑影射」。影射六七暴動。影射左派發動的文革思潮,是一場瘟疫。《昨天今天明天》的疫情,由工廠鼠疫引發,而歷史專家一般相信,香港「六七暴動」受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工人鬥爭影響,左派工會率先在南豐紗廠借階級鬥爭,引爆政治工潮。兩者「何其巧合」。而原劇本《瘟疫》中,有傳媒工作者「林博」角色,也被指是暴動中被燒死的商台節目主持林彬的「借屍還魂」。

社區放映為敏感題材闢新路

說了這麼多,我想說的是,既然民間社區放映可以開通一條道路,讓政治敏感題材電影得以續命,那麼,我們,包括電影工作者及觀眾,也要重新思考,香港紀錄片製作之必要。既然合拍片什麼都不可以拍,無法打入內地市場的本地電影又難尋資金,以有限成本製作回應社會議題、香港大事的紀錄片,可以是香港電影製作的第三條路。

近年有不少紀錄片製作,內容以香港為本位,例如《音樂人生》、《乾旦路》、《河上變村》等,也引起社會話題。當然紀錄片製作也需要不少資金,但資金相對比製作劇情片為少。紀錄片製作也不能只講誠意,也要「對準市場」,電影終歸都是一盤真金白銀的生意。這一點,美國在二千年代掀起的「紀錄片熱潮」,可以參考。

當時資深新聞工作者兼導演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探討美國校園槍擊慘劇,完成《美國黐Gun檔案》(Bowling for Columbine),於2002年上映,狂收二千多萬美元,是當時美國史上最賣座紀錄片。及後於2004年完成《華氏911》(Fahrenheit 9/11),揭開美國911事件來龍去脈,更大收過億美元,獲獎無數。之後,就有不少製作,都以「嬉笑怒罵」的靈活方式製作紀錄片,諷刺及揭露社會不同問題,例如講麥當勞漢堡包食到人身體惡劣的《不瘦降之謎》(Super Size Me, 2004)也大受歡迎。

對此,美國學者James McEnteer撰寫的Shooting The Truth: The Rise of American Political Documentaries,便專文分析「美國政治紀錄片現象」。其中提到,觀眾之所以入戲院睇,除了紀錄片製作得甚有娛樂性之外,市民對於很多社會問題、現象、慘劇、大災難的起因、結果、來脈去脈,都無法從主流媒體、官媒,及所謂議員、專家身上,得到「完整拼圖」。於是,帶有立場的、敢發聲的民間製作政治紀錄片,便大有市場。以米高摩亞風格為參考的紀錄片,打破「客觀神話」,「擺明主觀」,但資料蒐集又豐富,更重要是,立論敢於挑戰官方講法,提出另一套民間講法。

或者有不少觀眾並不喜歡米高摩亞的製作方式,但這無礙參考「美國政治紀錄片現象」的啟示。獨立的紀錄片製作,其實對傳媒工作者、記者來說也是另一條出路。當紙媒、傳媒空間不斷收窄,把有價值的偵查報道製作成紀錄片,誰說不能透過社區放映,放足一年,收過百萬?

文:皮亞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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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