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幣上那尊容變烈士銅像

主權移交18年,過氣京官、掛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開腔指香港未有依法「去殖民化」,成為繼張曉明「特首超然論」以後又一放肆批評的例子。言猶在耳,郵政署以「不合時宜」為理由,宣布將數十個英治時期郵筒上的君主徽號用外物遮蓋,儘管有市民要求郵政署收回決定,但署方回應過後,政府依然一意孤行。

終於到了一天,為求過氣京官口中的「去殖民化」,可能連棄用皇冠頭硬幣等不切實際的事情,都似乎成為事實。「去殖民化」口號往往動聽非常,但深究當中卻不易說清。譬如香港的確因為英國殖民統治,而留存一些珍貴的基礎,部分人會點出自由、法治、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英治後期數十年的善治和社會發展,亦令市民存有一定的信心——這是現今特區政府管治遠難做到的事。

英治遺產的一體兩面

但正如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早前出席港大座談會時表示,應誠實地面對在沒有民主下,本港享有的只是「類法治」。自由、法治、廉潔所謂的核心價值,並沒有深植於香港社會,移植過來的成果不等於扎根。市民未能感受公共社會與自己的切身關係,在於殖民時期香港並沒有自主權以及民主政制。在老生常談下的善治和社會發展以外,事實是香港卻始終不是自治殖民地,沒有建立民選的責任政府——雖然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希望香港有民主而橫加阻撓,但英國政府也沒有對此付出多少堅持。一般庶民始終視上述價值可有可無,「核心價值」不單絕不核心,更顯示是流於表面。

官商合作的關係,更肇始於百多年來政府相繼與英商、華人買辦、來自上海的工業家、地產商等分享權力,到今時今日亦為北京和特區政府所繼承;議會的組成、行政主導的框架,細節操作儘管存異,不民主的特質卻是一脈相承。這是英治遺產一個銅幣的兩面。

這顯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當北京官員講「去殖」,當然是要清除英治的第一重正面遺產;但使得北京能夠如入無人之境,港共政府能夠上下其手的,正正是憑藉英治的第二反面負債,令「共殖」能承接「英殖」而行。簡單舉例,儘管權力擁而不用或受制於程序和慣例,如果不是從前港督是各間大學的當然校監,始終不受有形制約,今日梁振英哪能擅用承接來的權力染紅大專學界?

清洗英治記憶 否定香港過去

回到今次遮蓋郵筒徽章事件,正是因為殖民影響正反相集,而顯得「去殖民化」振振有詞;但卻是消滅第三重的英治遺產—— 一般市民的在英治年代的生活記憶,當中有集體排隊領取BNO護照顯示對英治體制的信任,又或者哼着「個個揸住個兜」開英國人玩笑的不認真和挖苦……但現今不論淡化對二戰英聯邦軍人的舉動,又或者遮掉郵筒上面的徽號,都是對英治時期實行記憶消除(damnatio memoriae,一種古代刑罰,藉着清除或改寫銘文紀錄等痕迹來作出懲罰),遮蓋郵筒的舉措無疑表示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歷史是一種罪,而一併否定香港社群的過去。

這種強行而無理的否定,本質上是大陸對香港的不尊重,是掛羊頭賣狗肉,以去殖為名內裏卻徹徹底底的殖民。總有一天,所有舊一輩香港人都會老去,記憶終成歷史,並可能因官方對歷史淡化而無法傳承;但只要兩地一日不實現平等共存,社會內的正面價值不能生根,反面的控制與日俱增,北京終究要為對港的殖民統治付出代價。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刊於2015年10月13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