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和民意兩極化

幾個月前,筆者寫過一篇借用民調數據來探討香港民意兩極化趨勢的文章,當時文中提及過社交媒體和民意兩極化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年初一晚的旺角騷亂,又引發了一些有關社交媒體如何影響年輕人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的討論。究竟社交媒體會否導致人們只看到自己一方的觀點,從而在態度和行為上變得更極端呢?

我們有明顯的理由認為這情况存在。的確,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人不會太喜歡跟意見不一樣的人爭論問題,因為爭拗不是一個愉快的體驗。所以,人們傾向跟自己政見相近的人進行較多的政治討論,以及選擇性地使用跟自己態度相近的媒體,本就是政治學和傳播學中的基本發現。而到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資訊渠道的數量暴升,傳播環境更形碎化的趨勢,每個資訊平台為尋找和鞏固自己的小眾市場(market niche),把自己定位得更窄更清晰,令人們更容易把自己放置在迴音廊裏,聽不到「外界」聲音。

社交媒體助人接觸不同觀點

不過,近年也有很多政治傳播學者指出,社交媒體不一定導致民意兩極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社交媒體有助人們接觸不同的觀點。這論調主要建基於3個考慮之上。第一,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下,人們跟誰交朋友、談戀愛、一起工作,看重的不會是對方對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態度。所以,從人際網絡而來的資訊和觀點,也許無可避免地會有整體偏向,但不會完全缺乏多元性。第二,社交媒體的特點之一,是它往往是人們與「弱社會關係」(如「朋友的朋友」、多年沒有見面的舊同學等)保持聯繫的渠道。一個年輕人在facebook上的「朋友」數量,往往數以千計,很難想像在這樣龐大的「弱關係」網絡裏,會沒有不同意見存在。第三,社交網絡容許人們向他人推薦內容,而在推薦內容時,人們可以給予他人有關內容水平和質素的提示(quality cues)。一些研究指出,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會傾向根據有關內容水平和質素的提示,而不是有關內容的態度取向的提示,來決定是否閱讀該些內容。從這3個考慮出發,人們通過社交媒體接觸到不同意見,應該還是頗為普遍的。

加速已存在的趨勢 但非始作俑者

當然,一個人能接觸到不同觀點,不等於他會平心靜氣地思考對方的想法會否也有合理的地方。不過,如果問題的癥結在人們如何處理接收到的資訊和觀點的話,也就代表問題說到底並不在媒體和科技平台本身,而在個人性格和社會環境。論個人性格,總有人比較持平,有人比較固執。固執的人不會公平地處理異議,所以就算讓他看到跟自己意見相反的論調,他也不會改變,甚至只會更堅持自己的想法;若論社會環境,則要看社會上是否已經具備劍拔弩張的氣氛,當社會本身就在一個兩極化的過程中時,人們也很可能會固執起來。

結合上面兩段文字,我們應該預期的是,社交媒體不會在所有環境和氛圍中都使人們的政治態度更加極端和使社會更加分化。社交媒體的兩極化影響,主要是當社會本身已呈兩極化趨勢時出現的。換句話說,社交媒體加速了一個業已存在的趨勢,但不是這趨勢的始作俑者。筆者最近將要發表的一篇文章(註),就借用了2013年和2014年兩次調查研究的數據,來驗證這個想法。具體地說,該文章分析的是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行為跟對佔領運動的態度極端性(attitude extremity)的關係。亦即是說,分析的問題不是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會否更支持佔領運動,而是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會否對佔領運動的態度更極端,即要不就強烈贊成,要不就強烈反對。

問題是聽到異議後如何反應

結果發現,在2013年的調查中,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行為跟對佔中的態度極端性沒有顯著關係。但在2014年於雨傘運動期間進行的調查中,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跟對雨傘運動的態度極端性則顯著相關。而且,在雨傘運動期間,不止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行為,人際間的政治討論和使用傳統新聞媒體的頻率,也跟態度極端性顯著相關。

從這些結果得出的結論是,社交媒體的確有可能促進民意兩極化,但主要是在社會本身已經趨向撕裂的時候。而且,在撕裂的環境中,任何政治傳播行為都可能促進民意兩極化,因為問題不是人們聽不到異議,而是人們聽到異議後如何反應。

如果根據這研究的結果來做判斷,在這一刻的香港,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討論的確正在使民主支持者和建制派支持者之間,以及傳統社運支持者和勇武/本土派支持者之間壁壘更加分明。但若將這說成什麼「社交媒體世代」,彷彿年輕一代在某種傳播科技環境下就會無可避免地具備某些特徵,就是放大了科技的影響,和避開了真正的根源問題。在雨傘運動之前,極少聽過人們會因為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意見不合而「unfriend」對方。相對於社交媒體使用方式而言,社會兩極化是果,同時也是因。

社會兩極化的因是什麼?

那麼,社會兩極化的因是什麼?筆者在數月前的文章已寫過,從民調數據來看,香港社會民意的兩極化趨勢是從2012年開始變得愈來愈嚴重的。因政治制度的局限,特區政府本來就有揮之不去的合法性危機,經過一個醜聞滿天飛的選戰後,梁振英上台時的民望比過往特首上任時的民望都顯著地低。在信任本已薄弱的狀態下,政府多次在有強烈民意反對之下一意孤行,對反對聲音擺出一副絕不妥協的態度。政府沒有在社會的多元聲音中間進行協調整合,反而給人留下自己先走向兩極中之一極的印象。

所以,旺角騷亂發生後,當評論者指向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時,並不是轉移視線。視線本來就在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上。

註:Lee, Francis L. F.(forthcom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varying time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