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經濟的中西人文省察

有別於2008年金融危機後幾次G20(20國集團)峰會以金融財政為主軸,杭州G20峰會中國主家主導,回到更根本的經濟發展,為世界經濟把脈診症,開出根治的「中國方案」。

「中國方案」涵蓋貨幣、財政及結構各層政策的綜合調配,以及各國差異中的開放、寬容與聯動協作。中國把主場安排在最具人文底蘊的千年「世界古都」杭州,把新一輪經濟增長動能追溯到科技創新的源頭,以之為峰會主線主題。「中國方案」不單是經濟發展,而是經濟發展、科技人文、歷史社會三者的有機聯繫。習近平呼籲G20做「行動隊」,也不是只在經濟層面而言,而是放眼當今全球人類的科技人文、歷史社會。

中西之別:個體的角色

500年來的現代世界,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互為資源條件、互為因果。其間的過程漫長複雜曲折崎嶇反覆無由無方,夾雜無數人文和概念系統之間的斷層(rifts)和大挪移(shifts),突破既有生活、體制和意念層面系統。

幾千年中西方一大分野,是西方比較由事實出發,通過理論與實踐的反覆曲折互變互證互濟,把這個「由社會現狀到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的變化過程化為方法學(methodology),一步步開展、開放終點和前進。中國則5000年前三皇五帝時一早到位,臻於至善。歷史就在「向後向上望」、重複傳統,唯心保守「現狀」,萬變不變,不變亦變,萬變不離其宗,不事等而下之的技節末學程序概念步驟,不尊重事實、不屑向事實求證。

把「社會現狀、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的變化過程轉化為方法學的過程中,另一個幾千年中西之別是個體(the individual)的角色。西方較着重個體和個體性(individuality),個體與個別局部(parts)有其實體性(獨立自主自由),組成總體(the whole)。總體有新實體性時,同時保持個體與個別局部的某些獨立自主自由。

沒有個體 就不會有現代化

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不單是現代社會的生產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的源頭,而且是核心人文元素和脈絡,包括人文思維(多元思維決策、正反並存互動、自制及開放適應)、人文理念(社會、政經的結構和運作,群己關係、規律及標準)和人文意義(道德價值、存在意識和身分認同)。

人類社會與歷史的穩固、變遷和轉捩、發展,以家庭、部落、宗族、社會、教會、王廷、國家、民族、企業、文化、文明這些集體組織為主體主軸。它們任何斷層和大挪移式變遷,都必然初起於個人,以個人為突破口。集體不可能一起集體反集體;反集體必然率先起於個別的人的異質異議。只有當一個人下決心、豁出去,一個人也跳出來,才可以觸發更多人一起「反」集體組織之道而行,一起創新突破、上新台階和軌道。

沒有個體、個體性、個體化,就不會有現代化和現代性轉型。西方開創、主導現代世界,離不開文藝復興回歸地中海與古希臘文明的個體與個體性。東方的傳統主義和集體主義中,不是完全欠缺這些先決條件,但個人/個體的生存環境和運作環境,中西方大不同,現代化和現代性轉型也千差萬別。

西方較有個體,較多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有較大的自由度和空間,可以在生活實踐中多元多角度試對試錯。有些會冒險犯難,突破社會現狀的慣性行動、體制和意念,跨越人文系統之間的斷層和大挪移,創出新天地。新生事物由集體採用,轉化為實用實利產品和器具。個體的創新並且觸發、推動與改造體制和意念系統,一方面促進個體、個體化、個體性及個體主義空間,一方面重構個體與集體的新關係與秩序,取得社會深淺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之間的新均衡、公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在面對大自然和客觀世界的未知及變與不變中,個體與集體形成良性分際與良性循環。

一人集體主義形成的無邊封閉體

人類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個體與集體互容,給他者對方空間、給未知和結論空間和新可能,取長補短,矛盾各自互相調節和適應,理好正反新舊交替、變與不變。

中國幾乎完全沒個體,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迄今仍是邪惡概念。日常官民共通的輕便慣用語是「總體利益」和「大局為重」。

千萬年的中國是一個由原始多元文化演化而成的複式單元單核心混沌holism集體,由天子一人上承於天,人兼神職下擁萬民,天地人合一。迄今沒有分際(differentiation)為個體與個別局部,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現實只有(一人)集體和集體界定的真實與義理,一切臻於完整完備完美,一切由(一人)集體決定、判斷和檢驗,人人只需重複信奉和行動,不必、不容多元多角度審視及試對試錯,更不容突破社會現狀的慣性行動、體制和意念。

一人集體主義(uni-collectivism)形成的無邊封閉體裏,人兼神職的天子/領袖就是大自然、客觀性和真理,以集體力量面對大自然和客觀世界。幾千年中國人繞着一個鋪天蓋地的封閉圈轉,萬變不變,不變亦變,萬變不離其宗。5000年帝制和人文命脈到1911年才斷裂。

百年來中國單方向片面集體主義化

200年來幾乎亡國亡族亡文,億萬人投入救亡,「集體主體性」是救亡的目標,也是救亡的方法,仍沒補植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五四運動揭櫫的現代、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知識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國族、自由科學民主法治主權人權都以個體為基礎,但百年來中國主流都單方向片面「集體主義化」,變成集體主義的知識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國族、自由科學民主法治主權人權。以集體主體為目的和以集體主體為方法的救亡,成功了不啻等於「返祖」(atavism)回歸集體主義單元體制和意念原狀。

30多年的開放改革,大方向上是順應世界潮流和客觀規律。古今中外新舊內外人文元素恰到好處結合,中國從文革的死裏逃生,煥發新生命力,創出經濟奇蹟後正「大踏步/大躍進」走向世界。但「救亡成功」只是現代化的上集,下集是個體的新生及個體與集體的新關係。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幾次放眼這層面,但反反覆覆,迄今未把下集列入課題議程。10多年來似借新生實力發展「沒有個體的集體」國族,彷彿開始走向西方中世紀。人類從來未見一個13億人的「沒有個體的集體」國族,世界各國開始恐懼和憂慮。

香港可能是中國歷史轉化的曙光

上天眷顧,幸與不幸,百多年香港,成功移植西方的個體、個體性與個體主義,「拿來主義」學到一丁點這個「由社會現狀到科技創新與經濟政治」的方法學,比較處理好個體與集體在面對大自然和客觀世界的未知的變與不變。眼下,香港正如中世紀的異議異端者,可能是中國歷史的轉化的一絲曙光。

習近平開出的以科技創新帶動經濟增長動能和源頭的「中國方案」,必須放在中國與西方及各國(以至全球、人類)的科技人文、歷史社會中省察,講出一個頭緒來。這才能取信天下,這才是話語權。這也是擺在那裏百多年的香港角色。中國應感念上天賜予這個令中國苦惱的香港。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