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傳:《編寫美好時光》再寫一場鄧寇克奇蹟

最近談鄧寇克,很多人把焦點放在路蘭的《鄧寇克大行動》(Dunkirk),尤是上映以後各篇評論(!)文章,添上不少火花。對於《鄧寇克大行動》評價如何,各有想法,意見既寫於上一篇〈《鄧寇克大行動》以小見大,以弱對強,重構一場鄧寇克奇蹟〉,也不再摻一腳。這一篇,倒是想談一談另一齣提到鄧寇克的電影——《編寫美好時光》(Their Finest)。

路蘭的《鄧寇克大行動》拍下戰場的當刻,《情約一天》(One Day)導演 Lone Scherfig 的新作《編寫美好時光》談的是後鄧寇克大行動。縱然撤退成功,那依舊是艱難的時期。歐洲大陸的戰事陷入困局,縱然隔著英吉利海峽,英國也常遭德軍空襲,全國生活在戰爭的陰霾之下——導演的焦點不在前線,而是看似遠離戰場卻被影響的一群;有趣的是,切入點是電影。

當戰爭持續,全國士氣低落,政府下令開拍提升士氣的電影——為了娛樂,也要成為一種安慰,安撫每一晚膽驚受怕,躲進地鐵站的人。於是,早陣子發生的鄧寇克大行動成為了最佳的題材 。

談《鄧寇克大行動》時提到大撤退「是一場富奇蹟性的行動,除了在短時間內成功讓約40萬聯軍從鄧寇克撤離,也是以一個『弱者』的行動回應『強者』的進攻,卻憑此最後成功逆轉。

這是我們事後從歷史上得知的。活在當時的人,不知道鄧寇克大行動在二戰中的重要性,卻如接待英雄般歡迎這群回家的士兵——大行動所代表的是一種希望,生活的希望,勝利的希望。

事實上,即或無法預知大撤退的影響力,單是完成了這種看似不可能的行動,足以在絕望之中成為一個非凡的象徵。更重要的是,撤退不只拯救了三十多萬士兵,也同時拯救了三十多萬個家庭──或者撤退的士兵對自己回國不感光榮,但對於一直生活在家鄉的人(家人)來說,這場大行動意義極大。於是,電影以此為題,本來就有一種激勵的作用。

如果《鄧寇克大行動》是一場以弱勝強的行動,《編寫好美時光》所談的是一場以更弱對強的「戰鬥」——這種戰鬥不是槍林彈雨的埋身肉搏,而是肩負著重大責任的持久戰;而所謂的「更弱」也不是指能力,而是投身在這場電影製作的人,是被戰爭視為弱勢的一群,因著不需入伍而獲得機會:女人,如編劇 Catrin Cole(Gemma Arterton)、老人,如演員 Ambrose Hilliard(Bill Nighy)。

他們看似被排除在保家衛國的行列中,卻以他們的才華在另一方面貢獻國家──寫劇本的寫劇本,演戲的演戲,在生活的狹縫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甚至比預計做得更好。這一群人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緊守自己的崗位──當外邊飛彈墜下的一刻 編劇Tom Buckley(Sam Claflin)與Catrin同樣撇開一切的雜念,在打字機前把腦中一字一句打下,呈現了一幅最美麗的圖畫。

為什麼以電影入題?——從理念到擇寫劇本,從劇本再拍為電影,最後在戲院播放,戲中歷時幾日,戲外早就面目全非:城市被炸,曾經的房屋化為頹垣,曾經活生生的人離開了。然而,菲林記下的一剎終究成為永遠,而重覆播放的片段,感動了為國民製作電影的人,感動了那一班坐在銀幕以下每日面對戰爭死亡威脅的人,為他們留下了美好的時刻。

《編寫美好時光》以看似與戰爭無關的人與事入題,拍下了一個很溫柔的故事——這是一個「以弱對強」的行動,也是一個「以美好對抗黑暗」的行動。無論是前線的士兵,抑或留在後方的人民,沒有人能夠否認那是一個艱難的時刻。然而,奇蹟不只發生在鄧寇克,在每日看似無望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奇蹟依然發生——他們的相遇,他們的信任,他們的感動,在一點點的希望中成就了美好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