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傳:你能展望未來,但記得勿忘過去──《逆權司機》觀後感

看完《逆權司機》,翻看了很多光州事件有關的資料。總統朴正熙被刺殺之後,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南韓沒有迎來預期的民主政府,而是換成了軍政府統治。為了鞏固勢力,打壓反對人士,政府實施緊急戒嚴。光州的大規模示威,惹來政府武力鎮壓,數百名市民喪生。不諱言,這電影的感染力來自歷史的重量,以及無法抽離的時代慨嘆。

談《逆權司機》,很容易談到宋康昊另一齣作品《逆權大狀》,皆是全斗煥當政的時期。從背景的時間軸來說,《逆權司機》為先,《逆權大狀》為後。事實上,《逆權司機》的金四福,與《逆權大狀》的宋佑碩實在有幾分相似:基層出身,以生活為上,信任媒體,相信政府;或者說,沒有絲毫的質疑。是以,捲入政治旋渦從來不是本意,甚至違反原意。

以平民的視角誤打誤撞地走進光州,一個示威與鎮壓的的現場,看見了媒體與政府沒有公布的另一面,軍人射殺平民,醫院堆滿了屍體與傷者。然而,對金四福來說,他關注的從來不是政治議題,不是全斗煥政府的暴政,又或反對派應該做些什麼,而是更落地的人性問題——這班人究竟做了什麼?為什麼軍人會開槍射殺百姓?他看到的一切,擁有的疑問,遠超政治取向,而是身而為人,他無法理解。

這種平民的視角,除了來自金四福的眼睛(看前),還藉著的士的後視鏡(看後)多次呈現。危急之際,準備開車,抬頭一看後視鏡,發現了另一種景象,戴著防毒面罩的軍人步步進逼,又看到了滿目瘡痍的景象,催淚彈的濃煙,被毆打的市民。雖有不忍,雖有衝動,卻無法回首。手握軚盤的他,是載著整個光州人民的期望,向前駛離,直駛漢城的機場。

推進一步,這或者也是電影的寄喻,不是對戲內的人的說項,而是面向觀眾。曾在歷史現場出現的人,未必每一個都在前線抗爭,各有位置,各有責任。但是,倖存的人,又或者後來的人,展望將來的同時,同樣勿忘過去。要記得自己從那一段歷史一路走來,踏著了過去那些人的期望,走到現在:擁有的一切,看前的想望,不應該也不能抽離歷史的脈絡,不能對於政權的不法容忍。

雖說是逆權,但金四福與德國記者Jürgen Hinzpeter (Thomas Kretschmann)的相遇,以及後來的共同進退,從頭到尾不是具抗爭意味的那一種。Hinzpeter當然很清楚他的責任(拍下被軍政府隱瞞的真相),金四福也知道他的責任(把Hinzpeter載去光州再載回機場,也知道Hinzpeter手中錄像的重要)。但是,對於往後有什麼後果,這趟旅程的影響力有幾大,他不知道。

事實上,金四福從來沒有類似於宋佑碩那一種的醒覺,甚至在戲內沒有光州的士司機們的那種抗爭的決心。他知道軍政府的暴行,他明白了抗爭的人的願望,離開光州,回到漢城,送走了Hinzpeter以後,他沒有走上了抗爭的道路。與宋佑碩的原型盧武鉉不同,沒有走進最前線,金四福依然是一個的士司機。

看《逆權司機》,看著金四福,這個角色很平凡,卻又很真實。一直以來,我們以為睜開眼睛,從此就會有所不同。然而,無論電影,抑或現實,都說明了一個道理:不是所有走進現場的人,從此就成了抗爭者。有些人睜開眼睛,就走上街頭;有些人的眼睛,被睜開了,卻不一定走向預定的道路。他沒有逃避歷史,沒有逃避責任,做了當刻最應該做的事,改變了事件的走向;只是事件以後,他沒有繼續出現於現場,卻又沉鬱地承受了這一段歷史。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這樣人物,從來不在鎂光燈下,只是他們的付出卻不亞於任何一個抗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