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對香港政治格局的新啟示

對於剛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結果的演繹,當然免不了各取所需的情况。而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下,會受到某些意外因素影響。事實上選舉中會滲入一些意外或幸運成分,只不過在不同的選舉制度下,這些意外或幸運因素會以不同的形態出現。而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下,同陣營的候選人得票差距太大就是其中主要造成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目前這個投票制度行之有年,所有參選的政黨和人士其實都已經對這套遊戲規則相當熟悉。如果以兩大陣營來劃分,總得票和贏得議席的數量,隨着時間的發展,是愈趨一致;直到上一屆,也就是2012年才出現較大的歧異。

票多席少欠協調 政治關係成疑問

大家對這個投票制度已經非常熟悉,所以已經沒有再排「一字長蛇陣」的陣勢,大家都盡量分拆名單,減少扣除全額選票的浪費,而且同一陣營的候選人盡量平均分票。在2008年的新界西,泛民就示範出完美配票的運作。入圍的5名泛民候選人,最高最低相差只有3個多百分點,配票程度近於完美。但到了上一屆,也就是2012年,就出現大幅度改變,票多而席少。到了今屆,也維持同一局面。

這種票多席少的情况,可以歸因於協調欠佳。這一個描述,當然不能說是錯,但卻不是一個全面而合理的解釋。我們起碼可以再追問一個問題:如果大家把泛民劃成或起碼定義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團體,那為何協調不了?在一些選區,甚至是近於全無協調,又或者協調程度甚低?我們認為某一群人是同一個政治組織,那就是指他們之間有某一種政治關係,而這些關係又存在某些政治倫理;但當面對選舉,這一群人只是各為選舉結果而各自為戰,那這種政治關係,就存在許多疑問。

立法會選舉出現碎片化,而在這一大堆碎片之上,如何再劃分整合,是一門非常困難的政治工夫。當冒起的那一群以本土派為號召的年輕議員,和那些死抱泛民主派招牌的傳統泛民,勉強劃為一類,其含義為何?功用又為何?是值得大家深思。

就算真的把立法會一分為二,那一條線又應如何劃分?真的要一分為二,其實也可以用多過一條線。舉例來說,去計全港得票時,王維基的得票,究竟應該劃入泛民,還是歸類建制,其結論就莫衷一是。

建制泛民以對中央態度劃界

個人在年前,其實曾經撰文,分析什麼叫做「建制派」。本人得出的結論,這個「建制派」的定義,其實不是以政策,尤其是香港以內的政策為劃分,而是以目前香港的憲政安排基礎,尤其是對中央政府,以及對中央政府權威的態度來決定。所以泛民主派,不止是支持本港民主,某程度上還是反共,又或者排拒北京的中央政府地位,又或者對中央政府就《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解釋演繹作出對立抗拒。所以「建制派」的定義,是以跟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來界定,而不是以香港特區政府,又或者某人當特首來界定。

建制內部有分別 可用「非泛民」定義

如果以這個定義來界定,那自由黨就是建制派內的成員,儘管可以定位在比較邊緣位置,但還是在建制派之內。如果按照這種定義,那王維基的得票,也應劃入建制派之內。當然,「建制派」的定義,未必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相同,按照以上的定義,就出現這樣的結果。如果對「建制派」的定義有出入,那就不妨用「非泛民」的概念來定義,那就省卻陷入對「建制派」這3個字定義上的爭拗。

議席的得失,往往受到選舉策略、運氣,又或者一些偶發性因素,例如「雷動計劃」的錯誤計算所影響。但如果按兩大陣營得票來計算,那就可以剔除這些運氣和策略上的影響;因為「雷動計劃」就算是錯,也只是把同一泛民陣營的票撥來撥去,朱凱廸意外地拿下8萬票當「票王」,但票多數是來自郭家麒和李卓人,對整個泛民主派而言,議席起落比較大,但票則相對穩定。

如果以廣義的「建制」對「泛民」,又或者「非泛民」對「泛民」,兩大陣營的總得票大致上是維持在四成五對五成五的比例之上,儘管投票人數多了40萬,投票率升了5個百分點,但所增的40萬人和5個百分點的成分,都和上屆的劃分同步上升。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邊際比率和平均比率不變,這就令到新的平均率維持不變。過去的理論,投票率愈高對泛民愈有利,就是認為建制的票是鐵票,是相對固定。投票率愈高,泛民的邊際得票比率就跟着上升,結果令新的比例改變,泛民得票比例就上升。但今次破紀錄的投票率,新增投票人數,泛民沒有佔便宜,只是跟建制同比例上升。「高投票率對泛民有利」的說法被打破了。

二元對立變三分天下 政治格局改觀

另一個要思考的要點是,把香港劃成兩大陣營還是否合適?如果由二元對立改為「三分天下」,那建制派就由相對下風的四成半對五成半,變成相對最大。四成半對三成半和兩成,一大兩中,那又完全是另一個格局。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