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啟敢:親子作家與貓奴的政哲矛盾

近日有內地婦人投訴貓咪波子抓傷其兒子,使得政府部門要對波子又拉又鎖。事後驚動「鄺神」議員和七萬名網民聯署,波子才被網開一面。

但是某親子作家藉此事挑起黃藍矛盾,說此事突顯黃絲網民喜用網上批鬥來達成目的,破壞法治。不料她的文章被保皇網媒轉載時,立即引起一眾藍絲貓奴指摘,批評其無事生非,錙銖必較。轉眼間又有KOL譏笑港人是港豬,寧願關心一隻貓,也不願關心政事。

然而,我不認為KOL說的正確。民主運動若要開花結果,我們有必要從這些小處着眼,去促成燎原的星火。

政治,不僅限於一個偉大的論述之爭。有時候,它需要開展民眾的想像力。正如漢娜.鄂蘭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記述,一個極權的社會正正是麻痹人們對他者的想像力,讓他們各家自掃門前雪,對弱者的苦難毫無感覺,營營役役服從當權者的指令,如此政府就能控制大局。

相反,若要抵抗極權,就有必要重視我們對他者的同理心和覺察。正如《逆權司機》中,金四福本是升斗市民,痛恨大學生示威搗亂。在光州鎮壓中,他原本已經逃離,但是逃離途中看見一個饅頭,想起了光州市民的熱情和善良;結果讓他鼓起勇氣回頭營救記者,間接使暴行公諸於世,促成了韓國的民主化。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藍絲貓奴也許僅因體會到貓的痛苦而痛罵親子作家。若能因勢利導,指出因為沒有民主體制,民眾缺乏渠道通過社區參與管理,由政府主導的屋邨管理變得獨斷和離地,所以波子無辜受罪,也許,能讓他們體會到普選的重要。

也許該本土KOL崇尚墨子的「尚同」,認為應該團結一致向大目標進發,其他小議題就管不了,我意想不到本土派竟和「土共」的思維異常一致!記得曾聽左翼前輩區龍宇回憶,當時「土共」都建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和托派不要為小議題小不公和港英政府糾纏爭取,應該靜待祖國解放,僅為這個目標努力。

不過,正如鄂蘭及受其影響的左翼哲學家巴里巴爾所抨擊,這種本土派對民間抗爭的期許,根本是反民主和反政治的。只有在獨裁下,才允許一種聲音存在(讓我聯想起某君的「某國夢」和某人「讓某國再偉大」),但是,民間的政治行動,需要多元和討論,才能有生命力。

鄂蘭區分了政治的行為和行動。前者為一個目的(如某人下台、改變制度),目的失敗就自覺徒勞無功,就如現在的本土派士氣低落。

但是,政治行動就將行為的目的內化到行為之中,視乎該行為在過程中是否彰顯自由和平等,鄂蘭認為,通常遊行和示威最有可能擁有這種特色。

並不是說遊行和示威沒有特定目的,而是指遊行和示威(「愛字頭」舉辦的不算)提供一個公共空間讓不同的價值觀和想法互相交流碰撞,其中群眾不再執拗於自己的固有身分(如中國人、香港人),以「我」的立場發表意見,這種共同行動中的言說的影響力大於本身的遊行示威,讓不少參與者與旁觀者能夠一窺不同的立場。最後,這種反省和啟發除維持了政治空間的開放,也為日後的改變埋下了種子。歷史上如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事前都有林林總總的政治行動和言說。

因此,「波子事件」其實是一個讓藍絲貓奴偷窺到民主觀念的機會,只有這樣討論不同的價值觀才有相通互融,也啟發了民眾對不公的想像力。在日後,我們應該捍衛這種向當權者討回權益的行動——亦只有這種行動,才能逐步凝聚民意,成為強大的政治動員。想當然,政府最希望民間抗爭像他們一樣,只高舉一種抗爭價值和聲音,讓民間的抗爭生命力無形間枯萎。

作者簡介:網誌《柏楊大學》的校長兼校工。因為和司馬遷一樣,心中有鬱結,所以才動筆為世界而寫。以前迷信市場,現在是左翼。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