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達人陳允中:自己社區自己救 市建局不應做發展局

舊區重建,是否在該區建滿豪宅、大型商場,將舊區變成中高檔地段,市區重建局就叫做履行職責、功成身退?

那原本居住在那裏的人呢?都到哪裏去了?

舊區重建後,社區外表光鮮,有時更是奇怪突兀,背後一個個無形的人際社區網絡被摧毁,中低下階層居民被迫脫離原本的生活圈,在無甚選擇之下,無可奈何讓路給買得起天價樓的中上層階。

五年前馬頭圍道塌樓,當年對面的春田街及鶴園街等舊樓岌岌可危,因安全問題,很多居民急切希望重建,料不到市建局一口回絕,後來春田街雙號業主再申請「需求主導計劃」亦不果。

等至今年一月十六號,市建局終於宣布春田街/崇志街重建項目,這次聽不見「不遷不拆」,也不需勞動推土機出場,但這是否代表居民就真的可以求仁得仁、皆大歡喜?

只怕,開心得太早。

訪問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陳允中,他對市建局恨之入骨,說出跟辭職求去的市建局行政總監譚小瑩同一句話﹕「市建局不應做地產商。」因為舊區重建最該保留的,不是表面繁榮,

而是原本的人和社區網絡,同時也應建構民主社區。

 「市建局是官版田生」

這次春田街、崇志街的重建項目,會由市建局獨立發展,提到市建局的角色,陳允中大為氣結﹕「市建局之前做錯太多嘢,當自己是發展商,我叫它做『官版田生』,因為它有《收回土地條例》,一個區只要紅筆一劃,一年後就變成官地。市建局公權力很大,又不用補地價,比田生更不堪,更不公平。」市建局收地後,有時拍賣予地產商,或和發展商合作,他狠批﹕「市建局像發展商一樣,處處賺到盡,這個定位是完全錯的。」市建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市場失靈」,所以才需要由它來處理公眾利益問題,才不會偏袒,又即是社會公義。「發展商不會理會社會公義,趕人收地,起貴樓讓有錢人住,從而取代了原本的社區網絡,這就是社會不公義。」但偏偏,市建局就在做這樣的事。

 免補地價 破壞社區建豪宅

「原本住這裏的人,應該有權住在原本的地方,唯一改變的是生活空間有改善,而不應是離開。」所以,陳允中提出市建局的第二項職責應是,保存社區網絡,但市建局只說不做。由以前囍帖街開始說起,居民街坊在附近返工上學,住了兩三代人,「社區網絡是支撐一個人在這裏生活,不是以租金、經濟計算,而是社會上的支持,亦即是有社會資本」。鄰居可幫忙照顧小朋友,店舖有隔籬檔主幫手睇住,若要你搬到別處,這些人際脈絡便隨即斷裂,沒有街坊支持,小店舖無以為繼,執紙皮的公公婆婆也失去了回收網絡,社區網絡崩塌。第三是,隨之而來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陳允中帶筆者到土瓜灣春田街走一回,可見附近多入住中低收入家庭。他說﹕「一拆一建豪宅,估算呎價一萬四千元以上,建一百五十個中小型單位,太貴了,能負擔的人走來買,會排斥原來的居民。」翻查資料,之前馬頭圍道賠償業主呎價九千七百八十五元,比市價還差一大截,業主其實買不回同類型單位。不止如此,「連帶旁邊住戶也受影響。這邊租金一升,隔籬的租金也升,整個地區全部高級化、仕紳化。市建局完全沒有做周遭街舖和住客的影響評估。」由此他下了一個精闢結論﹕「如果市建局是一個發展局,那就不需要存在了。」

 土瓜灣、將軍澳同區? 狡猾的原區安置

春田街及鶴園街雙號重建,受影響約有一百一十六戶家庭及約十五所地舖,現下政策有樓換樓、現金補償、租戶特惠金及原區安置,至於在春田街興建一百五十個中小型單位,在現下呎價飈升的市道,對居民來說根本無任何幫助。陳允中愈說愈激動﹕「土瓜灣不能變成第二個觀塘,觀塘是一個災難!」如果市建局要做到符合社會公義、保存社區網絡和避免士紳化,他提出這樣的方法﹕「未來的方案,這裏最少要建部分公屋。假設春田街/崇志街現有一百一十六戶人受影響,約七十戶有上樓資格,將旁邊馬頭圍道現址的一半建成公屋,再建一部分資助房屋或居屋,以及一些私樓,便可將居民全數搬過隔籬街。」他說這種混合收入社區(mixed-income plan),是國際趨勢,可以避免一個地方成為有錢人的門禁社區(gated-community),鐵閘保安處處,這既會將地區標籤化,也加劇仇富情緒。而這種「原址安置」可以保留社區網絡,給居民更好的選擇,至於市建局的「原區安置」,陳允中則批﹕「好大鑊啊!這裏是九龍東,遠至將軍澳也算是原區安置,這是很狡猾的方法。」

 自己做影響評估

陳允中的混合式方案,聽起來很理想,但市建局怎會從善如流?他也承認的確很難,不過,既然市建局只用發展商的思維做凍結人口調查,當苦主和居民都是賊,只想將賠償減至最低,那麼民間便要「自己社區自己救」,走上社區民主之路。現在所聽到的居民聲音說,希望早走早解決,他認為,這句說話的背後,有一種無力感,因為「權力小的人,很怕手上那微小的權力都會失去」,加上重建局社工也會「落藥」勸導,disempower你,一味說和市建局打官司打不贏,居民只能有限度地選擇,不敢妄想原址安置。但儘管居民現在覺得「無用」,但陳允中和其他社運人士卻落力游說居民說「可以試」,幫居民慢慢建立信心。市建局不做影響評估,他們便靠民間的微小力量,自動自覺,在受影響的五百米範圍內開始做調查,但民間調查無身分無資源,實行得分外吃力。但他說﹕「這個過程需要轉化,像雨傘運動一樣,也需要時間。」

 民主不一定比對抗慢

「所謂民主模式,即是『內化衝突』。獨裁即是關上門,任由你在外面拍門抗議,但民主呢?是打開門,有意見啊?進來傾,大家一起傾。」由下而上的規劃,是居民、街坊、附近商舖,甚至已搬走的馬頭圍居民,都可以坐埋一齊,說說他們需要什麼,大家傾出民間方案。而他強調﹕「民主不一定慢,其實對抗更慢。」現在春田街這個項目,市建局預計二○二三至二四年落成,一個小重建項目,足足花費八年長時間,因為準備有居民對抗延誤工程,但陳允中估計﹕「真正民主的話,最多四年,一半時間已做到。」若市建局以參與(engage)的方式,取代衝突,仔細調查,以及由下而上聽取居民意見,兩年已可有定案,然後再花兩年時間修建,馬上變成「雙贏局面」。再加上現在有幾個政治機會,像二十六萬人等公屋大隊已經太長,在土瓜灣興建公屋,可以避免插隊,所以他有信心,香港社會都會同意。

他說得眼神堅定﹕「若不爭取,很快放棄、周圍的人都告訴你要放棄,你就變成了順民。」經歷過天星、皇后碼頭事件,陳允中到了二○○六年灣仔藍屋重建,也曾加入爭取「留屋留人」的戰線。當時街坊沒有信心,認為沒有政策怎可留低,於是有些人接受賠償後悄然離開,兩年後,終於爭取到,三分一人留了下來,但離開的已不能再回頭,追悔莫及。他又舉另一例,如菜園村,猶記得他們的「不遷不拆」,但村民也不放棄,到最後小部分人原村留下,大部分村民可搬到二十分鐘路程的菜園新村,領到復耕牌,雖然新村因路權等問題尚在修建,村民仍住在臨時屋,但至少大部分村民仍能聚在一起生活。甚至早在他到台大修讀建築與城鄉規劃碩士時,也投入了社區運動,在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厚德)社區,後來也爭取到興建公園、親子會堂等設施。社區運動,就如他所說,有時「階段性勝利」,也是需要的。

 默默播種 「民主可當飯食」

陳允中是馬來西亞華人,在一九八七年到台灣留學,當時正值台灣爭取民主的年代,至一九九六年碩士畢業後離開,他看着台灣民主化的進程,有所感慨﹕「如果大家可以選舉投票,卻對自己的社區漠不關心,只交由代表處理,那很不可靠。所以我們說直接民主也很重要,有議會民主的同時,也要有社區民主,大家要關心社區大小事務,例如興建公園、老人院或關心託兒政策等,除了由區議員、地方代表去出面,居民和街坊也可以自我組織,成立關注組,主動團結爭取或阻止一件事情發生,培養公民意識。」換句話說,如果大家都想有一個公園,透過爭取,公園便會出現,如果大家都想保留一家小食店,也透過爭取,小食店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社區自己救,民主體現於生活當中,如陳允中所說﹕「民主可以當飯食。」

 有民選政府 才有民主化市建局

在台灣畢業後,陳允中到美國UCLA取得城市規劃博士學位,為何最後會選擇留在香港?他說﹕「我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便留下來。」那時他看到香港有當年台灣民主進程的影子,他說﹕「民主,北京給你幾多就是幾多,這是獨裁者的邏輯。你不能反抗,他們背後有權力,也說你阻住其他人,不斷給你搞分化和壓力,將爭取民主變成『搞搞震』,所有對抗獨裁者的過程都是一樣的。」既然如此,他便索性留在這裏當「搞搞震」的人。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更是尷尬難行,但他想﹕「雖然暫時未想到辦法,但有些事情還是可以繼續做的」。由學生罷課開始組織公民學堂,到雨傘廣場的流動民主課室,這樣的社區講堂也不是順順利利,有一次,雨傘運動還未結束,他和公民黨議員到美孚,辦座談講民主,有親建制派到來踩場,原本兩小時的座談,一小時便被迫收隊。「其實要接觸街坊,已經很難,若對方有策略要封殺你,更是辛苦。」直到現在,每逢星期六繼續有流動民主課室,請來不同學者開講,他和其他學者還在籌備網上雜誌,他認為﹕「現不能稱為後雨傘革命時期,因為雨傘運動還沒有完。」一天未有真民主,一天雨傘運動還未完結。「獨裁政權想要控制你,所以理想的社區現在還不會在香港出現,除非換政府,單是換長官沒有用,換成一個民選政府,用真民主選出來,有民意壓力,迫使市建局民主化、城規會民主化,由下而上的社區規劃,才有可能發生。」現在,他仍穿梭於社區街道之間,以他的行動力,一步一腳印,為社區民主播種。

文/ 李寶瑜

圖/ 葉家豪、受訪者提供

編輯/王芷倫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