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獎牌工廠啟示:國家政策 精英競技

在今屆奧運競技場上,表現最驚喜的國家非英國莫屬。截稿之時,英國代表團已贏得24面金牌。雖然最後英國的金牌數目應該追不上四年前倫敦奧運的29面,但由於作客參賽比主場迎戰困難得多,所以金牌數目下跌是正常現象。再者,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已肯定是英國史上成績最佳的海外奧運會。因為以往英國只曾兩次試過在一屆夏季奧運中得到二十枚或以上的金牌,而該兩屆賽事都是在倫敦舉行。

英國的成績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因為該國選手在體操、跳水等過往成績不亮眼的項目中搶下了金牌,更是因為如果翻看英國近代在奧運的表現,它絕非奧運項目中的體育強國。由二戰後到上世紀最後一屆奧運會,英國奪金最多的一次已是一九五六年墨爾砵奧運的六枚金牌。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英國更只能在划艇項目贏得一面金牌。作為現代體育運動的發源地,英國當屆的金牌數目竟同彈丸之地香港相同。因此,近日不少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是什麼令到英國這二十年來在奧運場上的成績突飛猛進?

答案可能是四個字:國家政策。

由於中國大陸的舉國體制和前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動用龐大國家資源培訓精英運動員,我們很多時會誤以為西方國家就是採用一種市場主導的模式。但其實在過去二、三十年,一些西方國家都開始大幅增加政府在精英競技上的支持。較早走這條路的應該是一九七六年蒙特利爾奧運時一面金牌都拿不到的主辦國加拿大。而同樣在蒙特利爾沒有金牌的澳洲,由政府在八十年代初推動設立的澳洲體育學院,更可謂舉世知名。

英國政府則在九十年代中決定大力發展精英體育。一九九五年,保守黨政府發表了一份叫Sport: Raising the Game的文件。該文件表明英國中央政府不再視推動大眾參與體育運動為其政策目標,而推動精英競技則成為開宗明義的國策。雖然兩年後保守黨在大選中慘敗,但或許是英國在阿特蘭大奧運會的成績實在太差,所以工黨上台後決定延續致力推動精英競技這政策目標。

伴隨着政策方向的改變就是對精英體育的資助大幅增加。除了稅收外,英國政府將部分全國彩票(National Lottery)的收益撥作支持精英體育之用。據報在阿特蘭大奧運前,英國政府每年花在奧運項目的數字大概只有五百萬英鎊。但自從引入了新的制度後,奧運項目接受的資助急升。在二○○○年悉尼奧運前的四年,平均每年花在精英運動的撥款已增至逾一千三百萬英鎊。增加金援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英國隊在悉尼奪走了十一面金牌。到倫敦奧運前的四年,為了盡力在主場爭取佳績,精英運動所得的撥款更增至超過二億六千萬英鎊。

除了增加了撥款外,政府也效法澳洲成立了國家級的體育學院,為精英運動員在科技和醫療上提供支持。近屆奧運英國隊在划艇和單車項目中表現優異,就很可能與英國在這兩項目中的科研實力領導全球有關。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更制訂一個現稱Discover Your Gold的計劃。簡單來說,年輕人可以將自己的個人資料(包括身體狀况、運動經驗)提交予相關單位。參加計劃的體育總會會根據資料邀請申請者參加測試。過關的話,申請人就會被迅速提拔。在二○一二和一六年奧運會都能在划艇賽事贏得金牌的Helen Glover就是這個計劃的成功例子。她在二○○八年參加計劃前,根本從來沒有參與過划艇運動。

殘酷資源競爭

政府政策造就了奧運獎牌工廠的出現,但整套運作不是沒有引人詬病的地方。為了配合奧運會衝金的政策目標,當地對精英體育的撥款以四年為周期,而撥款權力則在UK Sport手中。UK Sport撥款準則被稱為「絕無妥協」(no compromise)原則。要爭取撥款,每個單項體育總會要向UK Sport遞交計劃書,列明在來屆奧運會以多少獎牌為目標。過往有成績的項目會得到較多的撥款。在里約熱內盧奧運周期,得到最多撥款的就是倫敦奧運英國的兩個奪金大項:單車和划艇。這兩個項目在這個周期得到資助都在三千萬鎊左右,金額比起之前備戰倫敦奧運時更多。

在單車和划艇等項目能得到更多資助的同時,在倫敦奧運表現欠佳,短期內被視為在奧運會中獎牌無望的運動,則有可能完全得不到UK Sport的資助。例如韻律泳、水球、舉重和在英國也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籃球,這四項運動在里約熱內盧奧運周期就完全得不到UK Sport資助它們的精英發展。

如果純粹以奧運獎牌數目作指標,「絕無妥協」原則確實是十分有效。但這種殘酷的資源競爭方式不但令不同項目之間的貧富差距愈見嚴重,更令人懷疑對奧運獎牌的執著是否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地步。例如今年四月,單車總會的技術總監Shane Sutton就指控欺凌選手甚至在言語間羞辱傷殘運動員。爭議隨着Shane Sutton否認指控後辭職而離開了公眾視野,但如果相關指控屬實,事件反映了的就是,為了推動運動員追求卓越,是否就可以犧牲對人的基本尊重和尊嚴?

在英國國會的公共財政委員會上,就有委員質疑過,到底除了榮譽外,贏取獎牌對公眾有何意義?UK Sport高層的回應強調:贏取獎牌能令更多人參與體育運動。這種將精英運動和普及運動結合起來的說法當然相當吸引。但現實上兩者的關係卻絕非那麼簡單。根據英格蘭最新的官方數字,雖然英國代表團在倫敦奧運大豐收,但二○一六年英格蘭人每星期運動起碼一次的比例,比起四年前還要微跌了0.4%。在主場奧運贏取金牌卻未能真正推動做運動的風氣,其中一個主因可能是近年英國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令到不少地方政權不得不削減在體育運動上的補助。有趣的是,在英國各地基層體育的資助被削減的同時,里約奧運周期的精英體育撥款卻比起倫敦奧運周期多出了11%。這不但反映了保守黨主導的政府重精英、輕基層的思維,也源於一個現實:削減精英運動撥款的輿論反應,必定比減少基層體育資助的輿論迴響要大得多。

市民只重大賽心態與官員沾光無異

回到香港,今年可能是公眾歷來最關心香港代表團運動員的一屆。不少人覺得香港運動員特別值得支持,不單因為他們是代表香港出賽,更重要的是因為公眾認為政府對運動員的支持根本不足,所以香港運動員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仍能力拼世界精英,已是很了不起的表現。因此,每逢奧運會、亞運會,坊間都會有較多關心精英體育政策的聲音。作為一個富裕社會,我們當然應該爭取一個合適的體制,讓香港運動員有足夠的條件去追逐夢想。但如果我們對體育政策的關心僅止於此,而忽視了大眾市民參與運動的正面作用(如身心健康、建立社交網絡甚至讓邊緣社群融入主流社會等),那麼我們對於體育政策的關心,其實只不過是希望每逢大賽緊張和興奮一下。這種只重大賽、只關心精英運動的思路,其實和特區政府官員每逢港將有好成績時出來沾光的態度,其實又有什麼分別?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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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