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與香港管治問題——皮凱提、福利資本主義到民粹主義

管治問題的分析

本文認為英國脫歐的現象反映的管治問題,其本質與香港特區面對的管治問題同出一轍。在眾多影響英國脫歐因素之中,移民被認為是最關鍵的;亦有人認為全球化趨勢下,貧富差距擴大是結構性,尤其是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利益傾斜問題嚴重,所以民怨積累,人心思變。但實際上,管治的關鍵不單止梳理社會經濟的問題,誰來梳理、誰有力論述可能更為重要。

香港管治問題,上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責難如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及貧窮問題,都是客觀實在的,但好像逐漸淡出。反而管治爭議集中於抹黑特首人格,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引發的反共及分離主義思潮。這些都是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變成泛政治鬥爭,並非屬於理性的政策倡議。

究竟英國脫歐的推力與香港管治問題本質是否由結構性因素轉化為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呢?這是本文探索的目的。首先,本文透過介紹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資本論著作,檢視21世紀全球一體化是否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可逆轉趨勢。跟着介紹福利資本主義改變結構性不公的顯例,作為例證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貧富差距並非不可解決的問題。最後,本文討論英國脫歐是否政客及媒體炒作造成的問題。

皮凱提貧富結構論證是否一錢不值?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2014年英文版的《21世紀資本論》引起廣泛注意,並經常被引述為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的論證。但數學家艾倫堡(Jordan Ellenberg)取笑道,儘管這全書厚達655頁(中文版685頁),讀者平均瀏覽至導言第26頁而已,其瀏覧比率(約4%)低於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時間簡史》的6.6%(Kindle計算的霍金指數)。

皮凱提的論證是二次大戰後歐美國家的財富最頂10%(其實集中於最頂1%組別,因之有「1%對99%」的民粹口號)有上升趨勢,使貧富懸殊惡化,引致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希望幻滅。這個結論影響深遠,即表示資本主義已經淪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這是對資本主義公正性致命的批判,引起經濟學家廣泛迴響自然不過。

對皮凱提「資本論」評論此起彼落,首先重拳出擊是《金融時報》(2014年5月23日)的賈爾斯(Chris Giles)。他發現皮凱提的數據有錯誤之處及有不可解釋的試算表入帳問題。他表示,當重新整理之後,財富不均趨勢是1970年後的事。即是說,皮凱提的原始資料錯誤,結論當然錯。

皮凱提的回應刊登於《金融時報》(5月29日):他同意財富不均資料比收入不均較沒有系統。但在回應美國的數據時,他表示柏克萊大學的賽斯(Emmanuel Saez)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楚克曼(Gabriel Zucman),兩位學者提供的簡報(2014年)介紹美國數據「更有系統……尤其最近的時期……並應當作為美國財富不均的參考資料」。

事實有點愈辯愈明的味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雷諾斯(Alan Reynolds)在《華爾街日報》(2014年7月9日)直指皮凱提的數據「一錢不值」(worthless)!這個批評十分嚴厲,究竟雷諾斯為何這樣斗膽?

他指出楚克曼、賽斯沒有考慮美國1980年代至2000年代有3項資產稅收改變。第一1981至1997年美國資產收入報稅的改變,第二1980至1988年企業資產報稅改為個人報稅,第三1997至2003年的減資產增值稅。這3項稅制改變增加高資產者(最頂0.1%至10%)報稅而減少中產階級的資產報稅(詳情請參閱網上原文)。

既然皮凱提推崇楚克曼、賽斯更有系統的美國數據,但雷諾斯發現他們居然沒有考慮美國稅務改革的制度因素,因此,他的評價是皮凱提對21世紀資本主義變成世襲資本主義(財富結構因素)的推論是錯的。雷諾斯的批評是基於資料蒐集方法的錯誤;但對於一般人來說,中國俗語「富不過三代」的解釋更來得容易理解。這正如做過美國財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講法一樣,哪有什麼經濟定律可以有4%的年度實質回報!皮凱提核心理論,就是過去二三百年資本主義每年回報平均4%,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回報平均只有2%,而工人工資增長更低。薩默斯還舉證,「福布斯400」列出美國1982年的富豪榜,30年後的2012年只有少過十分之一富豪還是榜上有名(Democracy 2014年夏季)。

經過上文的討論,我們相信皮凱提基於財富統計資料作出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趨勢並沒有足夠證據。

福利資本主義:結構被制度改變的顯例

在筆者老本行的社會政策,研究貧窮問題或貧富差距是放在收入層次,而非財產,原因有二:一是方法上難於蒐集財富資料;二是若將收入分為市場收入及再分配後收入,則能將經濟結構與制度調整兩者結合,作出更為動態的分析。

表1顯示英美、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個形容詞——福利資本主義透過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這個社會資源再分配解釋了資本主義結構產生的貧富懸殊危機或矛盾被再分配制度化解,沒有造成社會及政治革命的原因。但是對於經濟競爭力薄弱的國家如希臘及葡萄牙,此等國家債台高築亦可以解釋為延續社會穩定的一個辦法。當然,這些社會政策研究曾經稱之為初步(rudimentary)福利國家能否支撐下去,是另一問題。

葡萄牙在1990年代中期,其堅尼系數(0=絕對平等,1=絕對不平等,0.4是警戒線)是0.49,但經過再分配(稅收及轉移支付,各類現金援助如退休金及窮人的救助、家庭補貼、失業保障等褔利),大幅減少26.5%至0.36;2011年歐債危機初期,堅尼系數更高達0.54,但經過再分配之後,比1990年代的減幅更大,有36.9%,堅尼系數更減至0.341。

希臘、英國與萄葡牙的再分配前後情况相若。美國是再分配力度較弱的國家:1980年代中期,其減幅只有15%;但是2011年數據反映再分配前(即市場收入)的堅尼系數是0.508,但經過國家的再分配,亦有23.4%減幅,堅尼系數還是低於0.4的警戒線(0.389)。

北歐的丹麥與瑞典屬於同一類型的社會民主福利資本主義,其市場收入較平均,稅收及再分配力度亦大。例如瑞典在1980年代中期再分配前後堅尼系數分別是0.4及0.2,減幅50%;2011年巿場收入分配惡化,反映在堅尼系數是0.435,但再分配後亦只有0.273。

若全球化是一個普遍現象,表1顯示它在部分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前後亦有一些不同的格局。

第一,1980年代中期的市場收入(即分配前)比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從堅尼系數顯示貧富懸殊普遍是差了。但英、美及希臘、葡萄牙情况較丹麥及瑞典惡劣。

第二,1980年代中期與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英國是2010年),從堅尼系數顯示的再分配效果,貧富差距亦普遍差了。但丹麥和瑞典貧富懸殊還是較低,在0.3以下;就算是英國、希臘及葡萄牙亦在0.3的中游。美國則近0.3上游,幾乎觸及0.4的警戒線。

若從這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來看,討論「1%對99%」是指分配前的市場收入抑或經過政府干預後再分配的情况,是完全兩回事!如果全球一體化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表1顯示起碼在英國而言,再分配後的堅尼系數變化不大——1980年代中期是0.33,2010年是0.344,就算市場收入同期由0.44擴大至0.523。

英國脫歐:客觀數據與民粹主義

表2顯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有關移民實况與民間支持的跨國比較。《華爾街日報》作者Greg Ip(2016年6月29日)認為澳洲及加拿大非本地出生人口比例高,但民眾對移民支持高;反而美國、德國及英國有差不多的非本地出生人口,分別是13.1%、12.8%及12.3%,而英國民眾對移民的淨支持率卻是-40個百分點,其餘兩國卻是正數(美國、德國分別是16個百分點及29個百分點)。因此,這不可以說與移民搶走本地人工作及拖低工資的客觀現實,反而是社會心理方面如國家身分認同及邊境管制問題。

而較早前,英國廣播公司比較2015年歐盟部分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申請人數的跨國比較(2016年3月4日)。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亦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接受移民的深度。以10萬本地人為基準,歐盟平均是260人。其餘部分國家:匈牙利1799、瑞典1667、德國587、法國114、英國60。

上述兩組數據反映若移民問題是導致脫歐的主因,第一個國家不應是英國吧!看來,客觀事實如移民佔本地人比例不足以解釋本地民眾為什麼對移民有正面或負面的情緒。

英國脫歐公投發生在6月23日。我們在6月21日還看到有傳媒大幅報道在英法隧道法國入口的加萊(Calais)的公路上,有300名非法移民準備偷上赴英的貨櫃車,因失敗而用粗話辱罵英國(f*** the UK)及擲石的煽動性新聞。

英國脫歐是一項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決定。英國的政治領袖居然不承擔責任,可以說是隨隨便便交給人民,理論上是理性但事實上證明亦受周遭及短期發生事件影響情緒的民眾來投票。筆者不懷疑脫歐支持者亦有其理性考慮。《紐約時報》(2016年6月29日)的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稱事件為西方領導的失敗——不負責任的領袖用民粹方法,要求選民用簡單的答案(脫歐或留歐)解決複雜世界的問題。

基於這些討論,我們是否可以說,若對移民的態度是影響英國脫歐的主要因素,即是說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蓋過經濟利益等結構性因素?

總結

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脫離基本生活滿足的層次,這是我們要清醒認識的事實。因此,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時代,工人階級及窮人被嚴重剝削的情况不可能普遍發生在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今天貧窮是相對的,是關於生活方式的選擇。同樣道理,貧富差距問題的客觀事實,經過再分配後已經大幅縮窄。究竟再分配的堅尼系數是0.2或0.4之間,哪一個點是民眾可以接受的?這是一個包括稅收分擔及政治勢力對比的政治判斷,以至基於現實限制下理想的追求。這些都不是純粹客觀事實的陳述。舉例說,基於主觀的政治判斷,我們想追求的榜樣是瑞典、英國抑或是自己的道路呢?

說到這裏,問題便較為清楚了。管治問題優先應該是培養政治領袖的判斷、承擔及論述能力,以爭取更多民眾支持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路線及政策。在一個活躍的傳媒環境下,政治領袖要有論述能力,除了減少政策被誤導的機會外,最重要是讓大多數民眾相信政治領袖的承擔及道德感染力。這些能力都是任何政治領袖必須具備,比解決結構及制度改革的努力同樣重要。尤其在民粹主義氾濫的社交媒體年代,政治領袖更需要有能力反擊對手抹黑的操作。最後補充一句,這個道理誰都比我懂,但知易行難!

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