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為金錢去遊行為何不對? 回到道德實踐﹕介紹錢永祥《動情的理性》

執筆之時,香港人正在等待人大常委為政改發落,時間上緊接着八月十七日的「保普選,反佔中」遊行。從下而上支持「袋住先」的建制聲音,配合由上而下的北大人旨意。一百四十萬的簽名,數以十萬計的遊行出席者,固然矚目,但更哄動的是遊行人士的「質素」。媒體報道有人遊行後收錢,有人事前或事後吃大餐,亦有人不知道「佔中」是什麼,更有人不知遊行目的,只是同鄉會叫大家到此一遊;因此,有人在維園拍照出發後,馬上坐地鐵回家,便不足為奇了。

葉蔭聰:為金錢去遊行為何不對? 回到道德實踐﹕介紹錢永祥《動情的理性》

我不想再複述這些了,我反而想問一個很少人深究的問題﹕為什麼為錢而遊行是不對呢?理由當然不止於他們支持北京及特區政府,因為,假如泛民的遊行裏有人亦如是,我相信也會招來非議。問題也不在於金錢本身,因為,商業社會裏收受金錢而幹某件事,只要不犯法,一般也沒有爭議。問題的關鍵是,金錢的動機與公眾集會裏表達意見這兩回事,在道德上是不能並存的,因為,就着公共事務表達意見,參與社會行動,應該是基於及反映個人自身的意志、情感、思想,而理想的公民個體應該是獨立、自主與真誠的。而金錢則是一個外在獨立個體以外的物質誘因。

  爭取民主包含理想人格預設

為什麼我要花時間在這個好像不值深究的問題上呢?因為我想說明,在捍衛自由與爭取民主的口號背後,其實有理想人格的預設,即使我們自己不察覺。政治爭論不只關於制度設計、利益矛盾,也包括怎樣理解人之所以為人。有人為了錢而來表達意見,或不明所以地被動員而來,那麼,他就不是獨立、自主與真誠的個人了,有違的是某種公德。而理想人格的預設,同時,亦蘊含了道德秩序及社會想像。許多人看着八一七遊行,嗟嘆做人不該這樣,香港社會不該這樣。

 自由主義在文化價值的主張

這些大概便是錢永祥教授的新著《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其中的關懷了。錢老師是當代華人社會裏重要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特別之處在於,他嘗試發展自由主義關於社會、文化及價值的全面主張,而不把它囿限在限制政府權力及基本權利的原則討論上。例如,他認為現代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的理據,是個人的價值主體身分,即任何有道德價值的行動及結果,都必須來自個人的自主選擇與認定。因此,一位不明所以,只為了物質利益的遊行人士,他的自主選擇與認定是不存在的,或起碼不清楚的,到底他是否真心相信自己的口號以及舉起的標語?他可能沒有壞心腸,但他事先確認了人大常委還未公布的「普選框架」,以及認為特區政府還未提出來的方案要「袋住先」,都變得沒有道德價值了,因為,這並不是他個人自主選擇與認定的。

 關懷「敵人」所站的政治位置

再看一下親北京人士的言行,便更能理解道德秩序是什麼。政協及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是個有趣例子,每次記者訪問他,他總是為中央的立場與想法解畫。也許因為他曾是我老師,所以我比較細心聆聽他的說話,但我始終分不開他自己的立場與想法,與中央是否有分別。有時,他的語氣好像告訴我們,根本不需要分辨,亦無關重要。有時,他口中的中央想法,便會變成無法也不應改變的現實。劉教授雖然受過深厚的美式教育,當年是芝加哥大學的高材生,但在他身上體現的,明顯不是以個人基礎的現代政治道德秩序,相反像古代中國皇朝的秩序,臣子以儒家經典及價值詮釋聖意,向百姓教化。而這種姿態,在一眾港區人大政協身上都看到。

寫到這裏,我希望讀者不要以為,道德意識是為了評判別人,追求自我道德成就,成為聖人。錢老師這本文集的導論裏,便質疑這種道德意識,相反,他強調關懷個人的生活遭遇,尤其是傷害與痛苦。可惜,正如他自己所言,傷害與痛苦為中心的自由主義道德意識具體內容是什麼,他還沒有充分展開。但是,他在文集裏開出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討論,例如個人與他者的關係、平等的價值、自由主義與演化論、道德進步等等。

沿着錢老師的關懷,我們可以去問,該如何理解建制派中人的人性預設、道德秩序及社會想像,他們實際上面對什麼痛苦,以至變成站在這樣的政治位置,而持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又該如何回應他們眼中的不道德處境?

 面對敵人 做什麼都「對」嗎?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很複雜,可能要日後再探討了。比較容易的是審視一下追求民主自由的泛民人士,究竟有什麼痛苦,又該如何面對及減輕。其中一個直接的觀察是失落,愈熱切追求者,愈失落。面對政治權利不平等,以及伴隨的社經不公義,不少人熱切爭取及期盼普選,建立一個起碼公平的制度,之前是遙遙無期,現在則是終可一人一票,但還是極可能是騙局一場。政治失落加上焦慮悲觀情緒,令部分人把敵人視作萬惡之源,而自己的存在及一言一行的道德價值,完全因為是敵人的對立面而得到確立;只要我們跟敵人衝突,我是什麼、我做什麼都是對的。久而久之,忘記了自己的道德意識,甚至自己棄守道德原則。

香港有一位議員說﹕我扔一個水杯,只要扔的是梁振英,是港共,那一定是對的。我去廣東道抗議大陸遊客,我為新加坡政府計劃把隨街便溺者抓去勞改及施以笞刑而喝彩,因為這都是反蝗,反蝗不是歧視,是反抗中共人口殖民的一部分,所以也必然是對的!我們似乎漸漸忘記,我們想實現的是什麼社會,體現的是什麼道德價值,想彰顯的是什麼人性。

 道德實踐成就抵抗力量

在政治失落之時,道德意識更重要,否則只會價值虛無。我們可能敵不過強大中國的銀彈,頂不住政治壓力,建立不了自由民主的政體,甚至持我們觀點的人不代表社會大多數。但只要我們還在生活裏體現道德意識,便已是一股強大的抵抗力量了。我們相信良心、思想及言論自由,認為人有實驗各種生命可能的自由,所以,我們除了上街,也會培養子女及學生獨立思考,約束權威對個體的干預及權力支配;我們相信人可以進行社會合作,便該促進理性的主體,以進行平等開放的社會交往及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毋須用犬儒主義,四處妒恨敵人,來遮掩我們的挫折感及痛苦。

人大常委可以框限香港的選舉制度,但他們無法完全扼殺人對理想及美好生活的自主追求。香港過去是虛擬自由主義(如今這幻術已撕破了),之所以是虛擬,部分是因為我們很少去想,自由及民主背後的個人與社會理想是什麼,在我們生活裏如何實踐。走出虛擬的其中一途,正是回到道德實踐。

文×葉蔭聰

編輯 譚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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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