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群眾造反的時代

近年香港進入一個「群眾自發」的時代。雨傘運動期間,有人憎厭大台,要求解散糾察,說要讓群眾自發自救,類似想法,可能早已藏在「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近日退聯風波,吳志森問,退出學聯,然後呢?推動退聯的學生及一眾本土派拒絕回答,甚至認為是打壓群眾的托辭。其實,他們不需要誅心論,把森哥的「然後呢?」提問視為指摘,相反可以認真對待,不管什麼派也可以去問﹕「群眾自發」是否及如何改變世界?

談起「群眾自發」,我想起上個世紀60年代的革命風潮。直至今天,歐洲一些有毛派傾向的左翼,仍然對東西兩場革命念茲在茲﹕西方是法國的1968年學生革命,即「五月風暴」,而東方則是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前者算是沒有大台的起義,後者本來是毛主席發動,可是最後產生形形式式的造反派,大台失控,甚至倒轉過來要把造反者全面撲殺。

後文革時代的大部分香港人,習慣把文革的一切,用作負面標籤,認為文革只是毛為了剷除劉少奇、鄧小平等的權鬥,至於造反派,也只視為被洗腦的棋子。這種立場與姿態,其實與四人幫倒台後中共的歷史決議完全一致——錯誤的十年,或後來說的十年浩劫與動亂。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藍絲帶也好,黃絲帶也好,都曾指摘對方是紅衛兵,指控對方搞批鬥;我記得,曾蔭權說過民主的極端就是文革,惹來坊間嘩然,不過,輿論不是要為文革平反,而是認為文革太邪惡,不應與民主沾上邊。我想,不少香港所謂意見領袖,一定覺得西方毛派吃飽了沒事幹,終日浪漫化這場醜陋不堪的運動,還大談群眾政治與革命。

葉蔭聰:群眾造反的時代

被埋沒的文革造反派

這種對文革的共同印象及共識,掩蓋了不少複雜而離經叛道的歷史與政治。例如,毛澤東於1966年下半年鼓動大量被打壓多時的「黑五類」群眾,變身造反派紅衛兵,後來有一些更被冠以極左派紅衛兵之名。他們自1967年開始如脫韁野馬,除了衝擊黨政機關、保皇派紅衛兵外,展開大規模派性鬥爭,奪權之餘,有人甚至要脫離中央鬧獨立(如湖南的省無聯),弄得毛澤東最後要動用軍隊來鎮壓,有好幾個地方還發生過屠殺造反派,僥倖不死的多被投進監獄多年。

這些群眾造反歷史,都壓在香港主流文革記憶之下,鮮為人知。最近得一高人指點,才知道當年一位1973年逃亡來香港的造反派紅衛兵,筆名虞雪,寫下一篇名為〈理性的黃昏〉的文章,以自己文革造反經驗,反思社會主義理論及革命問題,曾震撼七十年代香港激進青年的心靈。我讀大學時,學生團體的老鬼介紹我讀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王希哲等的〈李一哲大字報〉等等。過去十多年,大陸禁書在本地成行成市,多本專論造反派的歷史書也在港出版,例如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可是,這些都不在主流視野之中。

我最近才注意到,去年台灣出版了一本關於文革造反派的書——《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這本書的特色有二;首先,作者是南韓學者白承旭,在云云著名的中國及西方文革學者之中,他算是異數。第二,文革相關的著作通常是歷史書,甚至不少是黨史考據及回憶錄,可是,這本書卻帶着濃厚的理論與哲學關懷,這反而有點當年造反派的理論文章味道。白承旭在歷史敘述之後,於第五章及結論,突然大談巴迪烏(Alain Badiou)與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相當抽象層次談現代政治的困境,以及探尋「政治主體」與「結構」的關係,坦白說,我還是頭一次讀到這樣的文革著作。

探尋文革理論實踐矛盾

陳伯達是文化大革命小組組長,也是毛澤東的秘書之一,曾是最權威的毛澤東思想理論家,他亦參與撰寫文革開始的兩份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及〈文革十六條〉,界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鬥爭原則與方向。作者選擇了陳伯達這位人物作為中心,嘗試避免把文革化約為毛澤東個人陰謀,同時,他也反對毛派過於浪漫化的論述,相反,他要在陳伯達身上探尋文革理論與實踐中的種種矛盾,或他說的政治困境。

根據近年出版的陳伯達及他的秘書的回憶,以及與他關係密切的「黨內秀才」王力的記述,他是被迫當上文革小組組長的。但是,白承旭努力論證及描繪,陳伯達是一位認真對待及發展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家,他真心思考,如何不讓黨來包辦政治運動與革命。所以,陳在文革初期反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派工作組主導文革,讓群眾在鬥倒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運動中自我教育。他甚至提出「巴黎公社」原則,要求群眾透過選舉、監督及輪換領導,亦曾努力制止紅衛兵運動各種暴力與混亂。更複雜的是,他又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思考如何既搞群眾運動,又讓社會主義建設繼續。最後,他失敗了,他既目睹造反派在1967年初上海奪權後漸漸失控,而他自己也愈來愈摸不透的毛澤東的心思,亦受到江青、張春橋及康生等人的批鬥。他被夾在中間,最後於1970年被打成「唯生產力論」者,以至後來被羅織為「叛徒」等罪名入獄。文革之後,他又被鄧小平打為四人幫一伙送上審判台,繼續牢獄生涯,要到80年代末才出獄。

換言之,白承旭把陳伯達的思想及政治生涯,與造反派的興起及沒落連繫上來,再連結上文革的理論與實踐困境。此書篇幅不算長,但內容豐富,在歷史敘述及理論探討上有許多爭議之處。我能想像,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會質疑他的選題,不同意陳伯達有如此高的相對自主性。而理論部分,也許亦有人質疑文革的極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特性,是否可以作為思考現代政治的普遍問題。我在這裏無法亦沒有能力一一細表,我只想提出一個也許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解放的政治主體,或所謂「革命群眾」,是否及如何可以改變結構的支配?換一個社會主義的說法,就是「革命」與「過渡」之間的困難。

就着這個問題,白承旭其實沒有現成答案,他只是要我們從文革的失敗中汲取教訓,重新提出問題。他說﹕「若群眾未能把自己打造成政治主體,並未具有變革結構的獨特展望,那麼,任何有意義的政治都不可能實現了。但是,於此同時,若沒有機器和批判去控制它奔馳向不可預測的非理性疆界、極端暴力的世界,那其政治也不可能維持下去,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文革還在中國進行中

作者在書首說,文革在中國還在進行中。我經常不禁思考,文革是否反諷地以一個右翼的面目在21世紀的香港進行呢?50年前的中共舵手發動了全國解放群眾,結局是反過來全面扼殺及否定他們;50年後的中共有意無意迫出了香港彈丸之地的自發本土群眾,結局會是什麼?任何預測也許都是徒勞,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準備,批判地面對自發的群眾政治,以及它帶來的種種不可預測的非理性?如何應對暴力?還是我們可以滿足於犬儒主義,不妨讓子彈亂飛一會?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