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兆達:工運 就是想活得像個人!

編按:九巴罷工事件至今似已平息,各傳媒均揭示九巴營運背景與手法,何以出現今次管理危機。作者關心工運與工人處境,以工人角度與佛萊雷的觀點,回顧九巴罷工事件……

一位巴士車長曾經跟我說,他的孩子小時候,以為爸爸沒有在家吃飯,上牀睡覺前總看不見爸爸放工回家,是很正常的事情,以為全世界爸爸都一樣,因為「爸爸要返工」。

後來,當小孩子逐漸長大,發現原來不是個個爸爸都一樣,於是才懂得問:「為什麼?」當這位車長談到,錯過了小孩子很多成長的重要時刻,時間怎樣也追不回來,一度哽咽說不下去。

一天工作14小時的巴士車長,每天起牀、返工、放工、睡覺、起牀……第二天,這一切又再重複。忽然有一天,我們若停下來,或許會問:「人活着,難道就是為了工作嗎?」到底從何時開始,工人成了工作的奴隸?

這不是經濟,是階級!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資本累積只遵從唯一的邏輯,就是不斷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在資本家眼中,工人,與其他生產要素沒有分別,同樣被盡量壓低價格,以減少生產成本。特別是,當經濟危機爆發時,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更趨激烈,往往趨向以削減工資、延長工時作為回應,令利潤率不致大幅下降。

過去20年間,巴士公司聘用模式的轉變,正好反映香港經歷不同的經濟周期之後,資本與勞動關係變得更不平等。以九巴公司為例,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資方聘用的車長,月薪大幅下調,同時引入有條件發放的獎金制度;及至2003年SARS疫潮爆發,香港失業率升上歷史新高,九巴再度改制,2004年以後新入職的車長,沒有了逐年調升的薪級點,更連雙糧也被取消,要經過評核達標才可獲發半年一次的特別獎金。薪金大不如前,工人便要被迫「賣血」(行內人以此形容瘋狂加班)來維持家庭生計,無奈地接受非人性的編更制度。

其實不獨九巴,香港有不少財團企業,甚至包括特區政府,也是因應經濟低潮,勞方議價能力減弱,資方肆意引入更趨零散化、收入更不穩定的就業模式,美其名為「彈性薪酬制度」,實則是進一步加強對勞動力的控制和剝削。

當機器停頓 思考便開始

葉蔚琳,一個女車長,勇敢地站出來反抗,不滿長年累月「受到欺壓」,「連對話的空間也沒有」。這是來自受壓迫者內心的憤怒,高聲呼喊「我們是人,不是機器」,引發我城回聲不絕。一個人站出來,幾個人的罷駛,事先或許未有好好組織和預備,但其力量不在於工業行動帶來的威力,而是終於有人挺身而出,中斷了這部機器的運轉,就好像幾粒沙石進入了運轉中的齒輪,沙石雖細小,卻足夠擾亂整部機器的正常運轉。

當一切不再如常,當既有生產秩序突然停頓下來,換來的是思考的空間,是自主和反抗意識的萌芽。只有日常的習慣被打亂,改變的契機才會出現。

罷駛雖然未能癱瘓統治者的經濟和生產秩序,卻動搖了一直支撐這些秩序的意識形態和神話。佛萊雷(Paulo Freire)曾經說過,統治者想維持現狀,不可能單單通過「壓制手段」令被壓迫者屈服,而是必須與人民接觸,通過傳播神話來完成,因此「這些神話對維護社會現狀是不可缺少的」。

這些神話包括:我們一直被告知,一個個的工人是獨立個體,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共同利益,有的只是競爭關係。香港的獅子山精神,鼓勵的是多勞多得,改善生活得靠個人努力。就業模式引入「獎金制度」、「表現評核」,就是要激發員工鬥心,增加誘因提升工作表現。但現實是,工人好像騾仔一樣,不斷疲累地追趕吊在木棍上的紅蘿蔔。與此同時,資方逐步引入不同類別的聘用模式,亦令工人之間出現分化,更易實施「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新制職工與舊制職工之間、長工與兼職工之間,彼此待遇不一,互相猜疑,唯恐自己的資源會被對方分薄。

勞資關係個體化的神話

勞資關係的個體化和碎片化,亦有其政治面向,與政府政策不可分割。自殖民地時代開始,政府便奉行所謂「自由放任」或「不干預主義」,刻意將勞資關係個人化,拒絕訂立可提升工人議價能力的集體談判權。勞福局長羅致光在工潮中,說勞工處應該「保持中立」,正是這種勞資關係非政治化的老調重彈。在集體談判權缺席之下,僱員雖然享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但資方同樣「有自由」拒絕承認工會地位,或任意承認一些易於操縱的工會。今次九巴工潮的引發點,就是員工不滿兩個獲資方承認的工會,背棄工人利益,接受「假加薪」方案所致。

其實,在不同的大企業或機構,普遍都存在某種形式的勞資協商機制(例如設立勞資協調委員會、扶植親資方工會等),以取代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組織。當既有的勞資協商被挑戰,工人不滿繼續「被代表」,甚至採取由下而上的自發行動,亦意味着這種「取代主義」的路線逐漸失效。隨着葉蔚琳聲言將「月薪車長大聯盟」註冊成為工會,九巴內部亦出現不同的非建制工會團結合作的呼聲,一股衝擊現行制度的力量正在逐步形成。因此,真正令九巴管理層坐立不安,不得不下達解僱令的真正原因,恐怕不是「乘客的安全」受威脅,而是現行的勞資協商機制不斷受到衝擊,岌岌可危。

憤怒轉化行動 工運走更遠路

資本家十分理解「權力」的重要性,因為手握不受制衡的權力,便可完全決定企業資源的分配方式,及要求工人絕對服從上級指令。所以非到最後關頭、迫不得已,資方絕對不想跟工會分享權力,這也解釋了商界為何一直視集體談判權為「洪水猛獸」。2013年碼頭罷工持續40日,和黃集團最後情願在加薪方案讓步,也堅決拒絕跟工會重返談判桌。今次九巴始終堅持跟葉蔚琳見面只屬個人會面,決不承認她作為「月薪車長大聯盟」的代表身分,並非純粹語言或儀式之爭,而是關乎工會作為勞方代表,在工作場所享有的權力與地位。

美國社區組織大師阿倫斯基(Alinsky)曾說「變革由權力而來、權力由組織產生」(Changes come from power, power comes from organizing)。我們雖然不乏滿腔的憤怒,對現實也沒心存幻想,但如果沒有組織起來獲得權力,改變便始終難以出現。一個個被分散的工人,只是機器裏頭的螺絲釘,隨時可被替換。但當工人組織起來,具有干擾甚至癱瘓正常的工業和平(Industrial peaces)的能力,資方才會懂得如何尊重工人。

葉蔚琳和她的同事們,已明言不會放棄抗爭,堅持籌組工會,為工運走更遠的路。我記得她被解僱當晚,曾經哭着淚說「如果再係咁,就冇㗎啦」,鼓勵同事不要退縮。真的,如果我們連做人的尊嚴也失去了,剩下的還有什麼?

一個不平凡的逆權師奶,走上工運的抗爭之途,為全港打工仔上了寶貴一課:工運,就是想活得像個人!

作者簡介:職工盟總幹事

文.蒙兆達/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8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