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仗義也有司機輩

每個行業都會有害群之馬,但相反,亦一樣會有仗義之輩。

有的士司機會為了拒載,而粗口喝罵乘客,甚至不惜手持鐵通,威迫乘客下車;但也有的士司機,為了要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而不惜甘冒生命危險,只因這本來就是他的天職。

光州事件裏的記者和的士司機

雖然,後者是最近從電影中看到,但這卻不是杜撰的故事橋段,而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說的是電影《逆權司機》。

因為電影《逆權大狀》的叫好叫座,令到香港發行商索性有樣學樣,把之後在港上映的南韓抗爭片,統統冠以「逆權」之名,如《逆權師奶》,以及今次的《逆權司機》。

事件背景是南韓當年的獨裁者朴正熙總統遇刺身亡,人民本來期望民主改革,不料新的軍政強人全斗煥卻宣布全國戒嚴,並且把戒嚴令不斷擴大,禁止所有反對活動,大學更要停課。但這卻阻止不了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反對浪潮逐漸席捲全國。1980年5月,發生了「光州事件」,在抗爭最激烈的地區——光州——爆發軍民衝突,軍方後來用實彈鎮壓,最後更出動坦克,市民躺在路上阻擋坦克,但坦克卻不顧人群強行進城,進行掃蕩,造成大量死傷的慘劇。

當時南韓政府進行新聞封鎖,讓外界無法得悉血腥鎮壓的真相,只能看到一面倒的官方宣傳。電影改編的真人真事,就是講述一個平凡之漢城(今稱首爾)的士司機,因緣際會,接載了一名德國記者,突破封鎖進入光州城內,採訪鎮壓的詳情。後來這名司機克服內心的怯懦,沒有丟下記者,而是履行自己作為一個的士司機之職責,把乘客送走。最後,司機冒着生命危險,躲開軍方的重重搜捕,把記者和拍攝到的片段送到飛機場,逃離南韓,在國外把真相公之於世,提供了當時唯一的光州鎮壓現場電視片段。

光州事件讓人想起六四事件

看這部電影時特別有共鳴,是因為片中的一幕又一幕,無法不讓人回憶起「八九六四」的種種,例如赤手空拳抵擋裝甲車進城的學生、把槍支對準人民的軍隊、冒死保護記者只望他能逃出並把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民眾等等,不就是當年六四的翻版嗎?

讓人慨嘆的是,這部電影提醒了我,其實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9年,已經發生了光州事件,而兩件事又有那麼多相似的地方。但悲劇最終還是重演,難怪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從歷史中汲取過任何教訓。

或許兩者最大的分別,就是1997年,南韓政府正式將光州事件的5月18日,定為國家紀念日,每年舉行政府層面的悼念活動,算是為事件平反,光州民眾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那麼,六四事件,我們又要等到哪一天呢?

我在1989年遇過之的士司機

其實在光州事件中,仗義的不單止是那名把德國記者送到機場之的士司機,還有更多當地之的士司機,他們幫忙把傷者送到醫院,甚至阻攔軍隊進城、衝破軍隊的封鎖線等,寫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一頁。

仗義之的士司機,不單南韓有,香港當然也有,我便親身遇上過。

那是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宣布戒嚴,同一時間調動大批軍隊到天安門廣場,企圖清場,鎮壓學生。那段日子,我整天流連在大學學生會旁的電視機前看新聞,留意學潮的最新發展。看到這一幕,頓感悲憤莫名,與身邊幾個業已熱血沸騰的同學,即刻動身,走遍中大山上山下,拿着「大聲公」到每幢宿舍呼籲同學下來,一起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當時中方駐港單位,即如今中聯辦)門外抗議。

當時已是午夜1時多,同學大多已經進入夢鄉;仍未入睡的,則多是在「開夜車」,準備緊接而來的考試。但那一刻,沒有同學怪責我們深宵擾人;相反,卻有百多二百個同學走了下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時尾班火車已過,巴士亦然。如何可以把百多二百人,三更半夜送到對面海?大家都苦無辦法。最後,我們唯有硬着頭皮,打電話上電台,呼籲的士司機大哥駕車到中大於大埔道的正門,即俗稱「四條柱」的那個地方,接載我們過海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外抗議。

原本大家皆不存厚望,畢竟是三更半夜,而中大位置又那麼偏僻,只管碰碰運氣。但結果,不消十數分鐘,當大家去到「四條柱」時,發現真的出現了長長之的士車龍,蔚為奇觀。有同學不禁感動得眼泛淚光。

那名載我及另外幾名同學的司機大哥,當到達新華社門外後,堅決不肯收我們車錢。他只簡單說了一句:「我都是中國人。」

有的士司機會拒載 但也有緊守天職

這一幕令我畢生難忘。雖不至匆匆下結論說「仗義每多屠狗輩」,但起碼提醒我,每個行業,也有仗義之輩——哪怕是終日為口奔馳的勞動階層——因此做人不要「白鴿眼」。

不要以為只有議員和學者才關心時事。的士司機,以至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一樣會有心繫家國的。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