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批《學苑》恐怕會是一場意識形態批鬥的序幕

昨天,特首梁振英宣讀其《施政報告》,但卻同時開創了歷史先河,在這個一年一度原本只是公布政府施政綱領的場合,挑起了政治矛盾和論爭,竟容不了區區一份學生刊物,破天荒點名批評港大學生報《學苑》,在去年2月出版封面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的專題,其後又編輯和出版了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認為《學苑》這是「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

梁振英此舉讓學界為之震動,擔心這是打壓大學校園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先聲,往後類似的批鬥,將陸續有來。

 殖民地政府可容忍的,今天特首卻不能容忍

10多年前,我牽頭和幾位學運朋友編寫過兩本書,分別是《同途殊歸》和《叛逆歲月》,記述和探討了1982年前途談判開始到1997年回歸,其間15年來的香港學運歷程。為了做好資料蒐集工作,讓兩書更加紮實,當時我們翻閱了多間大專院校這段期間的學生刊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途談判期間,在這些學生刊物當中,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什麼樣的觀點和評論都有,例如「中國收回香港論」、「港英繼續租借香港論」、「聯合國託管論」、「港人公投自決論」等等,應有盡有,眾聲喧嘩。

當時的殖民地宗主國是英國,在港英治下,前述這些公然挑戰其主權的言論,並沒有遭到港英政府打壓,起碼,並沒有一位港督,在其施政報告中,說要對學生刊物裏這些「錯誤主張」「多加警惕」。但當年殖民地政府可容忍的,今天的特首卻不能容忍。

本欄的讀者大概會知道,筆者在1980年代的學運組織中,屬於「民主回歸派」,但我卻慶幸當時能夠有這樣一個眾聲喧嘩的校園環境,讓各種不同觀點,即使是我不同意的觀點,通過反覆辯論,而愈辯愈明,我慶幸當時沒有當權者,企圖打壓校園內的言論。

 容得下學生的稜角,是一個社會的應有之義

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說鼓勵大學生要學懂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社會主流觀點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社會主流觀點不同,甚至南轅北轍的時候,社會仍能表現出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社會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所以,學生刊物挑戰社會禁忌,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例如,在2007年也發生過《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挑戰的是道德禁忌;而今次的《學苑》「香港民族論」事件,挑戰的則是政治禁忌,學生的觀點我們未必同意,但容得下學生的稜角,是一個社會的應有之義。

 中央要加強香港的意識形態工作

梁振英性格固然好鬥,但我相信今回他在施政報告向《學苑》開火,不單是由他性格所惹來的一次個別事件,而要放在中央對港政策調整的脈絡之下去理解,批《學苑》,也是他逢迎和配合中央新路線的行徑,以顯示自己政治忠誠,鞏固自己政治地位之舉。

2012年3、4月間,當特首選舉塵埃落定,梁振英當選,我在《明報》寫了一個「後特首選舉政治生態系列」,一共5篇文章,最後一篇題為〈這將是一場捍衛核心價值之戰〉。

在這篇文章我提到,一些愛國陣營,以至國內人士,常常埋怨:「九七之後,土地(又或者是政權),已經回歸;但是,人心,卻仍然未回歸。」他們指摘,九七之後,雖然「米字旗」已經換成「五星旗」,但實際上,香港的管治,仍然是控制在一班公務員以及港英年代延續下來的利益集團手裏,實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管治」,掌權的仍是那一班港英餘孽,他們「黃皮白心」,骨子裏崇洋媚外,讓前朝意識形態上的遺毒延續。而在意識形態的最前線上,香港電台仍是充斥着那些《頭條新聞》等,對特區政府,以至黨和國家,仍是「不懷好意」的節目;在學術界和公共知識分子圈,仍是以自由派為主導 ……。他們不相信,世上有所謂普世價值,又或者香港有所謂核心價值這回事,認為這些都只是西方列強通過全球化,而強加於其他地區的勾當,也不認同香港作為一個多元社會的至寶貴特質,而認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必須重視中國的整體利益,又或者所謂「國情」,尤其是在世界列強爭霸下,國際戰略大格局國家的利益和需要。

所以,坊間盛傳,為了「撥亂反正」,有所謂「四大政治任務」,包括為《基本法》23條立法、實施國民教育、整頓港台,和處理2017年普選特首及之後的政制發展,當中前3樣都是與意識形態密切有關的。

 長長的手,由媒體進一步伸進校園

在中央鷹派人士的眼中,這些意識形態任務的迫切性,在雨傘運動之後,只會有增無減。他們眼見雨傘運動有大量年輕人參與其中,卻不去反思究竟特區政府作出了哪些倒行逆施的政策和行徑,讓社會變得如此對立和撕裂,如何可以化解這些矛盾,反而,認為應該加強控制,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工作,把長長的手,由媒體進一步伸進校園。

所以,近日我們為何聽到國內官員說香港需「一國兩制再啟蒙」,以至教育局長需由中央監督之類,針對香港意識形態和教育領域進行干預的言論,那就不難理解了。

要進行意識形態鬥爭,除了要搞國民教育,加強媒體和教育單位的控制,以灌輸自己的一套之外,還要搞批鬥,找「稻草人」作為代罪羔羊,把小事渲染,再來個迎頭痛擊,務求殺雞警猴,於是一個以往也有的尋常學生討論,卻成了一個「必須警惕」的分裂威脅,還要把它抬舉到施政報告之上。

所以,我相信,批《學苑》不是偶發事件,從今之後,意識形態的批鬥,恐怕陸續有來。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