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家聰:器官捐贈 要靈活處理

8月27日《明報》〈兩換肝鄧桂思離世 家人冀還公道 涉開漏藥交死因庭 林鄭促研公院增謹慎〉報道鄧桂思女士經歷兩次換肝手術後,終因敗血休克逝世。希望Michelle和家人可以在媽媽離世的悲痛中早日康復。

報道提及兩項社會關注的事項,一是醫護工作壓力太大,二是器官捐贈問題。醫護工作壓力由來已久,而且筆者相信即使加大醫護人手,這些事情還是會再發生,可以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談。今次集中談器官捐贈。

Michelle含淚要求容許當時未成年的她捐肝救母為事件揭開序幕。《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列明如器官捐贈人及器官受贈人有血親關係,則負責的醫生毋須取得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書面批准,惟有關醫生在切除該擬移植於另一人體內的器官前,須證明其關係屬實及確保好幾項條件已獲遵從,其中第一項即是「器官捐贈人年齡已達18歲」。未成年器官捐贈其實並不是前所未有。聯合國數據顯示1987至2000年期間有至少60名未成年的器官捐贈者,涉及包括美國、瑞士等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

要確定活體器官捐贈是否在倫理上合理,我們必須平衡器官捐贈者以及受惠者的利與弊。儘管醫學倫理上,這種利害計算多數集中在捐贈者方面,然而受惠者本身,以及對整個家庭的影響亦有被考慮。捐贈者不單單是功利主義觀點上器官的來源,他/她在捐贈中的價值觀和自我實踐也需要被重視。外國法庭曾經有案例禁止智障人士捐贈器官,判辭質疑智障人士不能明白手術的意義,申請的醫生很難讓法庭信服智障人士會在心靈上及情緒上有任何好處。

大家都明白器官捐贈對捐贈者而言並無醫學益處,也了解對於捐贈者來說價值不止於醫學層面。兒童及青少年捐贈者在心理上或情緒上或者會有好處。捐贈者在成長過程中促進自信,也會被家人、同輩以及整個社會視之為「英雄」。未成年捐贈者救了家人,也會可以維繫家庭的完整,獲得成長路上心智發展的更好的環境。即使最終家人搶救無效,對於在世家人而言,盡了力去救家人也可以讓他們容易一些獲得安慰。

當然事情也可以未必向好的發展。有些捐贈者會感到自信下降、被忽視和欠缺讚賞。兒童倘若不明白捐贈器官的意義,無端端在身上留有疤痕,或者了解到自己少了一個器官,心理上或許有不良的影響。而且暫時未有數據顯示有多少未成年捐贈者是被迫/被施壓捐器官。倘若未成年人拒絕捐贈,心理上、情緒上也許也會有傷害。

時至今日,未成年人在醫療服務的知情同意權一早已被法庭確定。Michelle當時作為一名準成年人,在法律上有權同意醫療程序。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她的決定是應該被尊重的。而且器官捐贈者無論捐出腸胃還是肝臟,日後個人的的活動也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在Michelle的個案裏,由於Michelle還年輕,捐出部分肝臟後,肝臟也有良好的生長和修復能力,肝臟功能也有很大機會得以保存良好。

未成年人捐贈器官的條件在國際上也未有定論。加拿大各省也有不同的捐贈最低年齡:不少港人居住的安大略省容許捐贈者低至16歲。不過,未成年人捐贈器官須符合一定條件,包括捐贈者和受惠者都要有很大的獲益機會;對未成年捐贈者的手術風險必須極低;主診醫生需要已嘗試尋找屍體器官及成年活體捐贈;未成年捐贈者必須是不受壓迫地自願同意。

香港已經有機制去審視每個器官捐贈的個案,法例也很完善。食衛局明言法例上沒有酌情權去處理Michelle的呈請。加入未成年捐贈的酌情機制,不代表此例一出未成年捐贈就會蜂擁而至。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仍然會把好關,確保器官捐贈不是買賣,也保護好捐贈者的權益。

作者是急症醫學專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