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體制的民意——從英國選舉看香港政局

在剛剛過去的英國地方議會選舉,工黨整體取得的議席減少,不僅未能在今次「期中考試」借勢超前執政保守黨,更在不同地區遭遇挫折。威爾士傳統上是工黨的地盤,但在威爾士議會選舉,工黨的得票跌幅大於保守黨,同時面對威爾士民族黨聲勢上漲。而在蘇格蘭議會,工黨也喪失官方反對黨的地位,被保守黨超前,淪為第三大黨,遭遇多年來最大敗績。

普遍認為,今次地方選舉,非但不能重振工黨在上次大選落敗後的聲勢,更代表着工黨愈來愈沒有機會在下次大選重奪執政權。傾向留歐的工黨未能取信國民,而相較之下,反而是反移民反歐盟的英國獨立黨取得更多議席,令脫歐的聲勢更見來勢洶洶。

因此,工黨的薩迪克汗擊敗保守黨的戈德史密斯,贏得大倫敦市長(Mayor of London,與Lord Mayor of London倫敦市市長不同)的職位,除了可說是彌補工黨一點成果,更矚目之處,是移民家庭出身的薩迪克汗,成為西方世界首位穆斯林首都市長。而且薩迪克汗今次的得票率,是繼2000年利文斯通擊敗保守黨之後,拋離對手最大的差距。這當然與倫敦本身聚集了較其他地方高的移民比率有關,是顯示倫敦與全國其他地方,有着特別的民意分野。

顯示民主社會現行體制的危機

當社會面對重大危機,社會內部沒有足夠的改變力量和信心,一個清晰可見的載體,就可能成為被突出針對的對象。整個歐洲而言,歐洲聯盟原本有着推動歐洲合作的目標;但面對近年的經濟低迷,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成為了眾矢之的,民眾普遍不滿低迷連帶緊縮政策、社會服務減少,同時也不滿開放流動帶來的外來人口和就業機會流失。在持續的無力感底下,自保成為了一股廣泛的反應。

對現况不滿自然要求改變,但既有的主流政黨和政治制度未能對此回應,民眾的支持自然轉為非主流政黨。過往數十年朝向泛歐洲的政治共識逐漸被打破,於左翼而言歐盟非但不是實踐合作的理想,而更是強推緊縮、漠視人民生活的框架;而於右翼而言對國家的自保則蓋過融合帶來的利益。因此不論左右,由西班牙的極左派政黨Podemos,抑或極右翼政黨如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另類選擇黨都在形成崛起之勢。

今次英國地方議會的選舉結果:獨立黨議席持續增長;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更為衝擊現有體制——主張獨立;兩大主流政黨工黨和保守黨同樣面對議席減少,工黨縱然親歐卻未能取信於民眾,親歐民眾乾脆支持更為立場鮮明的蘇格蘭民族黨或綠黨;保守黨作為執政黨竟然選擇放任自流,首相卡梅倫在未來幾星期後的公投支持留歐,而重量級人馬倫敦前市長約翰遜卻反其道支持脫歐。主流政黨缺乏鮮明方向,其發展趨勢也與歐洲大陸趨同,顯示的是民主社會現行體制所面對的危機:中庸之道未能解決問題,而其他聲音卻眾口難調,削弱而非重新鞏固民主政制。

衝擊體制和抱殘守缺之間尋求改變

薩迪克汗的勝利,或許是代表一個移民的成功故事;而一個超出對手甚遠的大勝結果,對工黨來說,或許是整體死氣沉沉的結果以外僅餘的安慰。一個標誌人物成功突出,正正是賦予機會讓政治人物推動社會的改變,其中一種是利用社會面對不安所產生的躁動,衝擊既有體制;另一種是在繼承民主國家得來不易的體制,同時加以完善和轉化。否則,則只會讓尋求共識的聲音為分裂所遮蓋,以致機制陷入保守僵化,然後分崩離析。

反觀香港,誠然只是一個被局限的半民主政體,體制所發揮的後果無疑更為低下,無力處理迫在眉睫又或者謀定將來的種種社會問題。既有政治力量過於熟習箇中的政治運作,在民主目標遙遙無期的情况底下,無疑需要革新。衝擊體制的民意已經出現,本土議程已經出現,就展現對現有中港政治關係,以及民主進程的不信任,當中有反思進步的成分,亦有封閉排斥的面向。

族群議題也不約而同成為爭議所在。在轉向公民民族主義之前,本土派曾經擁抱針對大陸較為封閉的族群觀點。與此同時,建制陣營也走向激進,為抵消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則從針對難民,利用建制輿論,擴展至標籤少數族裔。面對這種分裂政治,在未來中國經濟衰退,香港不能置身事外,社會問題在經濟危機更加尖銳的情况底下,只會更為擴散。這是考驗爭取民主的政治力量,是否具有歷史觀,正面面對當前民主體制的困局,而非僅僅沉迷選戰勝利得失。否則,只會在淪為保守建制,和被激進反建制中狙擊之中凋零。

原文載於2016年5月16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