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回歸戰略現實 建新陸港關係

4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DQ)幾乎已成定局。其實早在人大釋法和梁頌恆、游蕙禎被DQ的時候,民間對此早已消化得七七八八,而且策劃的梁振英現已離任,所以民主派無計可施也不是沒有道理。

在此劣勢下,民主派所拋出的論點的理據卻非常薄弱——4名議員背後的確代表着12多萬市民的支持沒錯,但他們自己犯錯也是事實,與人無尤,令該理據難以站得住腳。

民主派的戰略邏輯

民主派之所以遭此重大挫折,歸根究柢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攻守的觀念。一直以來,民主派憑着其民意支持和「光環」,以及作為一個沒有執政壓力的反對派,令它全然不用顧及防守,而且能夠以極低成本,全力狙擊中央、港府及建制派。換言之,這不僅是一種只攻不守的戰術,更是一種「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al warfare)——建制與民主派即使是強弱懸殊,但民主派仍能以與建制不一樣的條件,與整個建制抗衡。很大程度上,激進派與港獨分子也是這種只攻不守戰術和「不對稱戰爭」的產物。

當然,可以盡情進攻而不用理會防守,可說是戰略家的夢想,可遇不可求。然而,民主派在長久享受着只攻不守和「不對稱戰爭」所帶來的戰略純利,並且慢慢視之為常態,甚至覺得是理所當然,卻是十分危險。亦由於民主派只有攻擊而沒有防守的觀念,其戰略框架欠缺基本的攻守性,以致其行動一直在一個戰略真空中運作。久而久之,民主派的戰略邏輯也漸漸建基於這真空之上,就連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情况而非不變的戰略環境也不自知。

「不對稱戰爭」的終結

不過梁振英卻非省油的燈。他藉着人大釋法,將攻擊的觀念與可能性引進到建制一方,一定程度恢復了建制與民主派之間的攻守平衡,改變了一向對民主派有利的「不對稱戰爭」的局面,令民主派需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及作出防守,這可是民主派最不擅長且毫無經驗的。

民主派的情况就如同二戰時的日軍:其零式戰機(一種攻擊性能優越但防禦力欠奉的戰機),在戰爭初期因其卓越性能而得以運用一擊脫離戰術,每每能夠只攻不守而全身而退;但隨着美軍戰機性能逐步提升,日軍戰機只有捱打的份,最終日軍只能採取「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但已無力回天。民主派由優勢到劣勢的發展實際上也與此相差無幾,主要原因是對攻擊的過分依賴與迷信;如再不檢討的話,只會淪為「神風特攻隊」,只有悲壯沒有效果。

「三種戰法」奏效

事到如今,民主派以至港人須清楚,他們的對手可是深諳「超限戰」的中共,如果像以前一樣抱着僥倖心態,企圖放手一博,只會帶來更災難性的失敗,那是得不償失的。縱使一直以來建制派表現不濟,但實際上中共的「三種戰法」在香港卻漸見成效。「三種戰法」分別是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心理戰方面,中央已成功威懾港人,令港人普遍上被「奪氣、奪心」,放棄與中央對抗;輿論戰方面,即使成效有限,但畢竟也培植了不少親中的媒體與聲音;法律戰方面就更不用說了,從「白皮書」到8.31決定,再到人大釋法,中央已大幅收緊對香港的管治權。民主派如不認清與回歸這戰略現實,而繼續輕舉妄動的話,只會平白斷送香港以及香港民主的未來與可能性。

新陸港關係的建立

有見及此,港人有必要作出相應的戰略調整與重組,並以此為契機,建立一種新陸港關係。自從習近平亮出他的底線思維,中央對香港已劃下了幾條紅線,不容香港及港人跨越。不過在這些底線之下,筆者認為香港未來仍有「維持高度自治」和「繼續收緊管治權」這兩條出路,分別代表着中央對港的溫和與強硬方針,而港人的行動與選擇,將直接影響中央治港方針的走向。

在這大環境下,港人的目標其實已變得非常清晰明確,就是在中央的底線之內,盡量爭取中央對港採取溫和方針,最大可能地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並以此目標凝聚共識、團結港人,與中央建立互信,為香港謀求最大的利益與自由度。為此建制派及民主派必須知所進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為香港的前途與未來向中央據理力爭,如此方能將各方的良好意願化為碩果。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