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恩主心態膨脹…… 民族主義治國的分崩離析

2016年夏天,四年一度的奧運會不再激盪起香港人的國族自豪感,反而對毗鄰的強國更還以冷嘲熱諷。民情轉向,我確信,五星紅旗升起,沒有感動,卻教人惆悵陰影下的香港未來。我也認為,如今港人不論支持港獨與否,多少都對一個逃離專政陰影的香港萌生意念。尤其在年輕一輩中,香港本土身分認同如日中天,「中華國族」的水印早已淪為潮流中的厭惡物。

2008年是不少研究公認的關鍵轉捩點。港大和中大的民調多年來一直追蹤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變化,數據不約而同反映港人「中國人」身分認同在2008年中達回歸以來的最高峰(港大2008年6月的民調: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受訪者有51.9%,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的受訪者有47.3%;中大2008年4月的民調: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受訪者有37.4%,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訪者有51.5%)。香港人與「中國人」這個水印曾經交疊,最後卻又走上了殊途:其後的民調皆見「香港人」身分不斷攀升,「中國人」身分卻是崩盤式下跌。

數據上反映2008年為國族和本土身分認同的關鍵轉折點是不爭的事實。惟更有意思的是我們應進一步探討,究竟在這「關鍵時刻」發生了什麼事?港人與「中國」訣別又所為何事?

筆者認為,要更細緻和準確理解2008年這一「關鍵時刻」,就該把問題放回「中央/地方關係」和「中港互動」的大框架中作系統性分析。任何「突然」的轉折都有漫長的伏筆。因此以下兩個問題尤為重要:2008年以前中港衝突的燃料是如何積累?而2008年的導火線實為何事?下文試從宏觀的國家治理手段以及微觀的中港互動分析之。

民族主義治國:一把雙刃劍

從宏觀層面看,香港的國族和本土發展轉向並非神舟大地上的孤例,當中牽涉中國治國整體策略。故只要把問題置回中共民族主義治國的大圖像中,香港就變得不孤單。2008年,是中國自覺萬事俱備(中國模式發展的成功、經濟、技術、文化)、大國崛起的一年,也是民族主義情緒最高漲的一年。雖然具體地緣和社會因素大相逕庭,西藏卻是反映民族主義治國出現「副作用」的實例——不謀而合地又是2008年,西藏發生了近代以來最嚴重的騷亂。

在實質摒棄了馬烈主義下延續中共專政的合法性,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都成了黨和國的黏合劑和興奮劑。經濟發展成績亮麗,訴求就很順理成章希望延伸至其他層面的改革,但諸如政治改革(如08憲章是一例)都容易觸碰到黨國體制的統治基礎。「民族主義」的注射劑量就會更大,以「民族光榮、團結,慎防有心人乘虛而入分裂國家,阻礙民族復興」等為口號,壓制一切不利黨的聲音舉動。別小看這種民族主義思想,在大陸人心中可是一毋須質疑的常識。在「中華民族」光榮為首的國度中,強迫回教徒在齋戒月吃糭以示忠誠等匪夷所思的事都會發生。可是,民族主義治國係一把雙刃劍:大力鼓動之時,也反倒容易激發不同地方族群滋長自身的本土意識。

西藏問題專家王力雄把08年西藏騷亂理解為中共民族主義治國的必然反彈:當權者希望在民族主義治國的過程中,既能讓民族主義可以為己所用,又能避免國內少數民族產生民族主義。這無疑是個難題,甚至是悖論。只要「中華民族」的概念得不到其他民族認同,被當局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只局限於政權的鳥籠單純地充當政權的武器,反會自然而然地為每個民族所用以凝聚本民族人民、調動本民族意志,甚至成為追求本民族獨立的動力。

在香港人身分重構的問題上,不少學者已指出,回歸後的香港不能避免要經歷從國族意識到後國族意識的轉變:在尋找新的香港人身分時,要解決其本土性與國族身分的固有兩難困境。在不能再單以追求經濟發展為目標以維繫整個社群下,轉而重新建構一個新的獨特文化身分(包括如何重新消化殖民地時期建立起的文化符號),同時迎接一個中國身分的國族回歸過程。學者也指出,「再國族化」實為一「本地人重構身分的契機」,而至今國族和(殖民現代性建構下的)本土文化身分之間,後者依舊扮演中軸角色。換言之,若然在香港大力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國族身分回歸過程中一旦稍遇問題,被當局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只局限於政權的鳥籠,反會成為港人重構本土身分的助力。

恩主心態膨脹 邊陲摩擦點火器

置回2008年具體時空,中國GDP「超英趕美」(2006年中國GDP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經濟逆環球潮流而上,更以世界動力火車頭而自豪。國家經濟登頂的同時,個人財富增加、因人民幣持續上漲又有了更強的海外購買力,中國更一躍成為太空大國,加上北京奧運在即,中國人整體自信指數飈升至頂點。在多年民族主義教育底下,官方層面的「中央天朝對邊陲附庸」的心態也蔓延至普通大陸民眾,讓後者也養成了天朝的恩主心態。民族主義最膨脹的瞬間,也是中國人面對歐美港台等地恩主心態最膨脹的時刻。部分人甚至「秉持一套高高在上的大中華居高臨下的心態」,把一切兩地的交往(交易買賣、旅遊等)都視作是「中國人拯救萬民」、是「對人家的恩情浩蕩」。這種令人厭惡的待人接物之道,為中國人在世界各地埋下了不少怨恨不滿。

地理上位處天朝邊陲的地區更能體會這種中央對地方的恩主心態。以西藏為例,王力雄曾分享到:現代化的引入純粹是滿足統治西藏合法性的國際表演。這反而進一步破壞了西藏社會的生態。更甚是,「在鄧小平時代,隨着經濟交流增加和進藏交通條件改善,中國內地與西藏的接觸開始在民間層次展開,與藏人打交道的已經不限於漢人官員。而漢人老百姓不像官員那樣至少在表面不顯露歧視態度,他們的民族優越感往往溢於言表……稍有點身分的漢人就更是表現待居高臨下。藏人對此愈來愈具對抗性,亦成為了民族主義滋生的土壤。」因此,王力雄總結道:「80年代本是中共佔領西藏以來最為『仁慈』的時期,結果卻是西藏動亂,民族矛盾激化,這使得中共最終得出『好心不得好報』的結論。」

時空挪至21世紀,2006年青藏鐵路的竣工在大陸鋪天蓋地的民族主義式宣傳下,已成為「中原」多年來供養「落後的西藏」現代化的標誌。而2008年的西藏騷亂,又似曾相識。

中港關係「恩情到恩主」

把鏡頭轉回中港問題上。中央對港政策,一如以往,「中華民族共同體想像」是統一戰線上的老方法──從二戰後的冷戰博弈時期到準備1997年的回歸工程無不動用民族主義嗎啡。

以批判地緣政治學分析之,兩地的地緣關係和想像不純粹是客觀地理條件(位置、資源、政權)的反映,其實為一論述建構的過程。簡言之,如何敘述中港的互動正正建構了兩地(人民)的關係理解。而隨着兩地資源(如經濟力量)、政治需要以及對自身於全球形勢的研判等改變,中港的互動模式也在變動中,對其之敘述和詮釋亦在變動中。而兩地的政權、媒體和人民都參與着這個中港關係的詮釋。簡單把中港關係敘述劃分為3個時期,可見當中微妙的變化:由講「恩情」到「關顧」到更赤裸裸的「恩主」心態。

冷戰時期至1997回歸前後,統戰大多數港人並把其納入「中華民族」一分子是中共首要工作。在冷戰時期出於對美對國民黨的博弈:穩住香港這個世界窗口,有利接收國府在港資源,更高效地利用香港賺取外匯和獲得戰略資源,準備日後對港的全面接收。97前後的回歸工程,就更要確保安全穩妥地全面接收香港,民心歸向的工程必不可少。此時期的中港關係敘述強調「血脈相連的同胞恩情」。為了回歸工程而製作的《香港滄桑》和《香港百年》特輯就充分反映了這段時期煽情肉麻式的恩情結連。當中,「三趟快車」(「供應港澳鮮活冷凍商品三趟快運貨物列車」的簡稱)和「東江水供港」是建構中港關係最核心的「材料」:無論大陸社會條件多惡劣,中港同胞血濃於水,定當同舟共濟。即使直到近年主理「三趟快車」的華潤也直認不諱對港措施是一交易亦是「大陸出口創匯的蓄水池」,以及香港學術界重新揭示東江水供港背後的功利、政治考慮以及引發香港自給供水的新想像,「大陸對港無償『特供』食物和食水」的中港關係植根於大陸民眾心中,甚至是部分港人心中。

2003年,在SARS和廿三條陰霾底下,中港關係處於極低氣壓。中央隨後推出的自由行及CEPA政策,當時被理解為中央「關顧」香港的舉措,是一「惠港」政策。此時的權力關係和其敘述方式已有所改變:由權力較高的中央出手照顧地方,以政策扶持香港改善其低迷的經濟。

自中國2001年入世後,其經濟力量拾級而上。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出台,上海要趕上擔當金融中心,亦首次把港澳納入規劃當中,確保中央統籌中港經濟,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旅遊、資訊等服務業,「確保香港可分享內地經濟增長的利益」。此時更見中港兩地的自信心對調:中國如日中天;香港社會開始出現「被邊緣化」的焦慮。如學者馬傑偉所言,微觀至市民也出現身分焦慮:昔日的「阿燦」淪為「港燦」。隨中國經濟起飛,中港互動的敘述亦不避諱地轉為「恩主」的關係。中港媒體共同推波助瀾,互惠或純粹貿易常規化的舉措皆被解讀為「中央送大禮」。

中港矛盾燃料積累

別小覷這種關係定型在兩地人心中建立起的影響力。伴隨着這種中港(權力)關係交往,反過來改變雙方互動模式,亦進一步重構兩地關係的想像,改變兩地市民微觀的生活互動體驗(具體生活節奏、城市空間、直覺的情感反應)。

而媒體是中港關係非常有效的發酵平台。2008年的前後,網絡媒體早已盛行(Blog文化、各大討論區,Facebook其實也開始流行),那時候甚至可算是傳統主流媒體和網媒並駕齊驅的時日。透過對網民在各大討論區的經驗分享作細緻文本分析可見,自2003年起自由行的開通和香港經濟模式的改變(大力服務內地),兩地社會生活開始重疊,中港融合亦慢慢加速。隨兩地人帶着迥異的中港(權力)關係想像互動愈見頻繁(例如,2007年內地訪港旅客達1,549萬多人次;2008達1690萬人次。人次之龐大,令人不容忽視),中港矛盾的燃料早已悄然積累。

例如,在進一步擴大自由行前的2006年,港人已對大量內地人進入香港生活感到滋擾。2006年,偏向保守的親子王國論壇網友組織了港媽反內地孕婦的遊行,更主動找了傳統紙媒分享專題:「大陸孕婦迫爆產房香港媽媽血淚檔案」。不同論壇轉載,網友的回響包括:諷刺「This is the gift that大陸人give to香港人」、冷嘲是「背靠祖國」的結果、揶揄是「反客為主」、感慨「97前都冇寄人籬下嘅感覺」等。

又如,2006、07年,年輕人進入大專院校,剛好碰上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推行如火如荼的時候,校園中的內地生開始愈來愈多,當年「NDS」這代號多少反映中港兩地人相處的負面經驗。這些例子只是2003至2008年間中港互動和摩擦的冰山一角。此時期積累的燃料足夠燃起熊熊大火。

筆者最後想指出,愈見赤裸的恩主心態是2008年中港關係調頭的導火線。最關鍵的觸媒相信包括2008年8月6日在電視新聞畫面出現的一句:「香港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完蛋了。」「完蛋論」赤裸裸呈現了中央天朝對地方邊陲居高臨下的權力關係,一方面總結了中央對港以至中港市民間的恩主心態之成熟,另一方面這亦如決堤般觸發中港交往經驗中因恩主心態積壓下來的矛盾情緒(前線服務業的辛酸、內地人不守秩序、佔用資源等)。當時引起的輿論反響出奇地大,連其時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亦有所回應。「完蛋論」的符號分量,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當時網絡上其中一個留言:「冇我哋香港不斷被迫捐輸,你們四川完了」,正好具體反映「完蛋論」在2008年時空中的發酵效應之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對港恩主心態赤裸、汶川地震後港人捐輸後卻又揭發有豆腐渣工程等等,令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總結上文,把中港問題放置於更系統的中央地方關係框架作理解,有助細緻地梳理觸發中港矛盾的各個因素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整體的民族主義治國埋下了第一條伏線,配合高速經濟發展而滋生惹人厭的恩主心態;同時港人在尋找身分認同的路上正好碰上回歸國族身分的困惑、隨經濟下滑導致的自信心和方向感的失去、高速融合下又驚覺固有文化、生活、生態溶解等問題。兩地人民伴着如此迥異的地緣想像,經驗愈見頻繁的中港互動和融合,更加劇中港問題的累積和尖銳化。在權力關係(官方至民間)愈見赤裸之時,中港兩地在身分認同上的分歧也愈見鮮明。在最後一根稻草壓上去之際,中港關係以至香港人身分認同瞬即崩塌。是好是壞,沒人說得準。中港關係的變化猶如網絡世界,一日千里。在時局急速變幻的當下,重溯中港互動的各個歷史關鍵時刻,是繼續香港人身分建構的最好準備。本文只是拋磚引玉(雖然我確信),解構中港關係還待更多深入的研究。

作者為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專任導師

文﹕蔡俊威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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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81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