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苦難及見證

(1)

5年前開始,每年在六四之後就多了個紀念的日子,那是李旺陽先生「被自殺」的黑暗日子。今年的6月6日晚,尖沙嘴碼頭也有過百人出席悼念會。會上播出李旺陽5年前的新聞訪問片段,當這位坐了22年政治牢,身體遭酷刑弄致失明、失聰的主角被問道「後悔嗎」,他依然含一口氣用力的答道:「天安門那麼多的學生,他們都流了血,他們都犧牲了,而我不過是坐牢,還沒到砍頭,就算砍頭我也不後悔。」語音剛落,幾位站在旁邊的參加者都看得掉下淚來。

李旺陽的生平及行動本身就是一份雙重的證言,他以一己的健康、自由,以至生命為代價,證明了有些信念、堅持和價值是顛撲不破,而這並非牢獄和坦克就可以戰勝得了的。其次,六四並未完結,李旺陽至死不屈的硬骨頭正是其延續。當他再次談到六四的犧牲,六四依然是那叫人在黑暗中能變得更堅強的記憶泉源。

對於後面這一點,經歷過八九的那一代香港人該不會陌生。縱然人們遠遠未及李旺陽所承受的苦難,但八九學運的抗爭及犧牲,至少在好一段時間(也可能隨着時間消逝而漸減),叫一代曾受啟蒙的港人,要求自己走得更前及更堅韌。

漆黑中最基本需要:讓苦難被記憶的光

(2)

正當部分人以「有什麼用」之類的功利準則,來質疑紀念六四或李旺陽等的意義之際,我們卻不時就能聽見來自中國維權者及家屬的感謝之情,像是最近李旺陽的妹妹李旺玲說:「特別感謝香港同胞、海內外友人在李旺陽離奇去世後,為他鳴冤吶喊。」

當然,香港的關注及紀念沒有即時扭轉困境,可能「沒什麼用」,可是在中國大陸全面的政治漆黑之中,那最基本的需要,恐怕是一道卑微的光,那能讓苦難被看見及記憶的光。換句話講,讓黑暗中的道德堅持及其所受的苦難,能被傾聽及傳播開去,這一劃破黑暗所需要的光,就是所謂道德見證者存在的任務。

這讓人想起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的經典作品《安魂曲》。作品以詩的形式展現了20世紀30年代蘇聯政治迫害中受難者的容貌(包括她自己)。在《安魂曲》的代序中,很能道出道德見證者的存在意義:

「在葉若夫主義肆虐的恐怖年代,我在列寧格勒的探監隊列中度過了17個月。某一次,有人『認出』了我。當時,一個站在我身後的女人,嘴唇發青,當然從來沒聽說過我的名字,她從我們都已習慣了的那種麻木狀態中蘇醒過來,湊近我的耳朵(那裏所有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

『喂,您能描述這裏的場景嗎?』

我就說道:

『能。』

於是,一種曾經有過的笑意,掠過了她的臉。」

排隊探監的身後女子那突然露出的微笑,是來自一份盼望,即那遭埋沒於漆黑中的苦難,終於等到能被表達及描述的機會。正如剛過去的六四晚會上,前學聯成員林耀強回憶28年前他身在現場,北京市民在護送他離開時所反覆叮囑:「小強,你們要活着回去,告訴香港人及全世界知道,這裏發生什麼事。」

或許,在徹底扭轉惡運之前,至少讓苦難及堅持都得到傾聽及見證,這恐怕是最卑微的生而為人的要求了,中國民主如是,香港亦然。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文:陳景輝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