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好一個澳門故事——訪徐欣羨導演

2017年4月9日,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舞台上站滿了一眾新晉導演,《一念無明》的黃進、《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一時之間,有人說起了「新浪潮」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名詞,但「新浪潮」離我有點遠,我在意的是台上唯一的一個澳門導演:以《骨妹》這個澳門故事取得「入場票」的徐欣羨,Tracy。

大眾認識徐欣羨,都是從導演這一個身分切入, 我當然也不例外,但在這事上我比較幸運,因為我看過徐導演最最早期的作品,恰巧也是徐欣羨會成為徐導演的其中一部重要作品。

讓我們把時針撥回2002年,我還是個初一學生,剛轉校到澳門一家數一數二的基督教學校。某個週會上,老師為校內錄像比賽的放映會作宣傳,結果我和幾個同學聽得心癢癢,就約定下課後要一起看放映,結果一看,就震驚六十億人了——因為第一部影片就觸及了同性戀這元素,講述兩個女學生在暑假期間發現了自己對對方的情愫,卻不知如何面對,只好逃避,而故事的最後一幕就是這兩個女生各自牽着一個男孩子的手,在瘋堂斜巷的長樓梯碰上,卻相見不相識。雖然片中沒有真正講述同性戀,但以當時校內的風氣,已是破天荒的超前,正因如此,我一直對這影片的導演,同時也是飾演其中一個女學生的學姐有着極深印象。是的,我想你也猜到了,這學姐就是眼前的徐導演。

「其實這影片也是無心插柳,本來的故事不是這樣的,卻因為拍片期間正值暑假,其他人都各有事忙,所以我和她(同片中另一個女角色,Tracy的好友)就將劇本改成這樣,方便我們約時間拍攝;但這的確是我第一部比較認真去做的影片。」由此,我和徐導演開始談起她的故事以及她的澳門故事。

用電影來講故事

的確,校園中的影片比賽就是徐導演的電影路起點:因為家中擁有可作拍攝的DV機,加上一點貪玩,中學時期的她已經一連創作出好幾套作品,同時亦有參與一些澳門錄像組織,拿過公開比賽的奬,但真正立志要走電影這條路,其實是在高中時。

「其實那套(牽涉同志元素的)短片後,我又拍了另外一套驚慄片,亦開始覺得拍片是有趣的事,加上自己喜歡寫故事,但又感覺到書寫並不能順遂地展現自己的想法,而拍攝則可以加入音樂、音效等等,比較豐富;到了高一、二的時候,就萌生了要進電影系的想法。」之所以會有如此深刻印象,只因中學就讀理科班的她假如要報讀文科的電影系,就必須重新讀回高中三年都沒有接觸的歷史與地理以應付台灣入學試的第一類組試題,所以感覺特別深刻。「其實我很幸運。因為當年的題目很難,我一邊應考一邊暗叫不妙,結果步出試場後,發現大家原來都不懂,這樣我反而有優勢,理科的數學基礎令我在數學題中佔優。」年月過去,時間早已將當年考試的苦楚沖刷得一乾二淨,所以徐欣羨說來也面露輕鬆。就這樣,她得以考進了第一志願:世新大學電影系。

但這些時候,興趣、理想彷彿就會站在前途、工作的對立面,而當年輕人的眼中閃現着前者時,家人的腦海裏想的通常是後者,於是我好奇,這樣的拉扯也曾出現過嗎?「家人其實沒太大反對,但就叫我想清楚,擔心我就算如願到台灣升學,開開心心完成四年課程後,回澳不能從事電影工作,那落差會更難接受。」說到最後,父母想的也是女兒能開心,而當時的徐欣羨也有衡量過澳門、香港和台灣三地與電影有關的科目,最後選定了實戰性質較重、學費也較相宜的台灣。

「那刻的我沒想太多,更沒有甚麼要拍長片或商業片的想法,而且看見澳門不少前輩也能一直創作,就覺得,假如回來後真的不能以導演為職業,那閒時也可以繼續拍片呀!反正就先讀了再算。」就這樣,徐欣羨在世新的電影系開始正規的課程,同時又因為選修的不同科目而增進了不同面向的知識;只是四年時間轉眼過,加上當時要符合留台的薪水要求也不易,所以畢業當年,就帶着證書回到小城。

磨練

但就正如大部分電影一樣,來得太輕易的成功就沒有張力,不好看,所以在畢業回澳後,上天就開始為她送上難題。

跟寫作、畫畫等其他藝術範疇不同,電影是一門集體的藝術,所以上天開出的第一道難題就是人手:「當時澳門基本上是找不到一隊完整的crew,連拍一條短片也很難湊夠人。」雖然這情況在近來這三四年有好轉,但其實多數電影業界人士都是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參與為主,一到有電影組班,就披甲上陣,閒時則做着各種與拍攝相關的短期工作。而人手問題就如銀幣,一面是供給少,另一方面就是需求少,簡以言之,很難靠着拍長片餬口。這時候,澳廣視公佈招人的消息,徐欣羨就順勢的應徵,開始了為時一年的電視工作時光。

「其實工作了半年左右已覺得不太合適,開始找不同的進修機會,碰巧台灣同學進了香港演藝學院第一屆的電影電視系碩士課程,反應正面,同時又成功申請到澳門政府的奬學金,就過去了。」於是,在台灣的四年學藝後,又再迎來了兩年的修煉,前後六年,算是學有所成了,但距離《骨妹》出場,還有一段路。

一段漫長、極需毅力與自信才走過的等待路。

「畢業回澳後,適逢《堂口3》開拍,我當了副導演,之後就有一些兼職的教師工作,斷斷續續的,其實很痛苦。」這是徐欣羨在訪問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上痛苦這個詞,卻不是因為電影工作的辛苦,而是斷斷續續的零工作、零收入狀態,雖然如此,她在痛苦的等待中依然交出了《壞女孩》、《荒蕪中栽花》等作品,連同在演藝學院進修期間完成的紀錄片《櫃裡孩》,早已交出了一張亮麗的成績單,而其實這一路走來,《骨妹》一直都在。

功課

可以這樣說,《骨妹》是一份見證着徐欣羨在導演路上成長的一份功課:由台灣時的編劇功課,到演藝學院時的畢業功課,要學習怎樣拿着劇本、計劃書去遊說投資者,徐欣羨始終沒有放下這個澳門故事,「APA畢業時,基於不同考慮,《骨妹》最後沒有被選中成為全級同學的畢業作品,但那功課確實令我再拾起這個被冷落了一陣子的故事,幾番修改,發覺自己真的很喜歡它,總有一天會拍這故事拍出來。」

但塞翁失馬,《骨妹》沒有以畢業作品的形式面世,才造就了今天的景況,而在參與製作那長達六十分鐘的畢業作品《小學雞大電影》時,徐導演也由以往的紀錄短片慢慢接觸到長片的製作,是個重要的過渡;而這些付出也沒有白費,因為就在畢業回澳後的不久,澳門政府就公佈了長片資助計劃(金額為150萬元)的消息,「這消息來得很突然,申請期短同時要遞交不少文件,令大家都有點手忙腳亂,我比較幸運,因為畢業功課就是做差不多的事,導演的話、大綱、劇本等都齊全,再把相應的內容改回符合申請內容就可以了,相對輕鬆。」

「但總不會這樣輕易的,過程中沒有遇到難關?」悲觀的我不相信上天會如此輕易放過徐欣羨,遂問了這句。「有,就是等太久了,漫長得我幾乎生活不了。」

2013年9月份公佈資助消息,當年11月截止報名,之後就是一味的等,等,等,等下一輪公佈、等口頭報告時間安排,「大概是2015年6、7月,我們得知獲批的消息,8月正式簽約。」埋單計數,正好兩年,而這150萬也是一個小小的起步點,因為要拍完一套長片,150萬仍然未夠。

當年一共有四部電影獲得資助,有純本土製作、有改編文學作品的、也有主攻葡萄牙市場的,但都比《骨妹》開拍得快,「其實6月左右公佈後,我們一直努大力尋找願意投資餘下資金的公司,有的直接拒絕,也有的願意投資部分資金但要求改劇本,但在勉力上馬以及再等一會之間,我們選了後者,最後就等到了天下一。」

走一次商業片的套路

根據規定,接受該筆資助而製作成的電影,必須在澳門的戲院上映至少一次,其餘限制不太多,所以四部獲資助的長片不只風格不同,就連投資者的來源也不同:本土製作、內地資金、歐洲投資者和香港公司;於是我好奇,當初決定向香港電影公司叩門這事與導演在演藝學院畢業之間有多大關係。

「其實最關鍵的是我和丁生(丁雲山,演藝學院導師,《骨妹》監製)之間的溝通。他問我這事的最終目標是甚麼,那時我想起自己過往參與過的澳門電影,都是在戲院上映一兩場就要落畫,因為排院線實在太辛苦,所以我跟丁生說,我希望它能像普通電影一樣,正常地在澳門的戲院上映,就是一個如此簡單的目標,至於是否要是商業片,當初真的沒有想過太多。」而丁生知道後,就建議要先在香港試試,「我們也知道這事是難的,因為我是新導演,沒有往績,但假如成功,發行、宣傳等很多事就能有人妥善處理好。」

於是,徐欣羨和丁老師逐家電影公司去叩門,歷時數月,而天下一幾乎是最後希望,「記得到天下一那天,老闆也是不太看好的,覺得『骨妹』這題材不算新穎,之前也早有《金雞》,而且看罷大綱,根本就不是賣色情,更認定是很難回本的。」雖然這樣,老闆在傾談的過程中還是打了幾通電話,向一些有名氣的明星推介這劇本,希望他們能考慮接拍,只是對於投資與否,態度曖昧。但就在翌日,監製的電話響起,話筒另一端傳來天下一老闆的聲音,「得啦,去啦,執好個劇本畀我地去打個數啦。」一頭霧水的監製再確認:「蝕㗎喎……」老闆一句「支持下新導演啦」回應,更着他們開始招募演員。

這一次,《骨妹》真的「得啦」。

不把澳門當「佈景板」

數算近年的電影,在澳門取景的絕對不算少:《伊莎貝拉》、《激戰》、《飛虎出征》等等,但就如徐欣羨在之前的訪問中提到,她不是想拍一套以澳門為佈景板的電影,而是實實在在地拍一套澳門電影,講一個澳門故事;那問題就來了:這個故事為何要定在九十年代?甚至在電影中,由台灣回到澳門的詩詩被問及現居地如何時,她的回答也是「像舊日的澳門」。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情意結。因為雖然大學四年間都有斷斷續續的回澳,但始終也有一段時間是處於離開這狀態,那種回來後覺得身邊的一切都改變了的感覺很強烈。回想最初那個版本,圍繞兩個骨妹的這條主線沒有太大改變,但變化最大就是加重了對當下澳門的感受:覺得澳門變化很大,總是很懷念舊日的澳門。」但同時,徐欣羨也承認電影中的梁詠琪其實也不太「現在」,反而更像遊客。然而,一個土生土長的人離開後回來卻只能當遊客,不就正好道出巨變之所在嗎?

除了舊澳門和今天的澳門外,台灣這地方也是《骨妹》中另一個重要場景,因為在這裏,詩詩擁有一個溫柔體貼的丈夫、一家小民宿,活脫脫就是今人想要移民台灣後的理想生活。但關於這一設定,原來也曾遭「投訴」,認為導演將台灣美化了,「特別是丈夫的暖男形象,但我想這是因為我將自己在台灣四年大學生活中感受到的自由、人情味投射了進來,不過其實當年的骨妹阿姨中真的有人嫁到台灣,因為那些年的台灣客不少,所以這情節是合理的。」只是合理以外,徐導也坦承這句「像舊日的澳門」是自己的想法,「大概是我跟編劇討論時表現了這點,而編劇就把它寫出來,但台灣的人情味、人與人之間的相近就真的很像那些年的澳門。」

假如你有看過《骨妹》,應該記得詩詩之所以要回到澳門,是因為一張保單,而現實中這份保單也的確存在,甚至是催生出電影的關鍵元素︰「我的媽媽是一位保險經紀,所以小時候就有接觸過這班骨妹阿姨,當時年紀小,媽媽沒有明言她們的職業,只覺得這群會上來我家邊打麻將邊講粗口的阿姨跟平日見到的很不同,到後來長大了,媽媽才道明這群阿姨的身份和故事。」在真實的世界裏,也真有這樣的一個遠嫁台灣的骨妹阿姨,但她遇上的不是暖男,而是一個虐打自己的丈夫,最後更命喪丈夫之手,但根據法律規定,身故的阿姨留在澳門的兒子因為未成世而不合資格領取保險金,反而要將賠償拱手予殺人的丈夫,當年的一眾骨妹義字當頭,東瞞西騙,最終等到兒子成年,順理成章取得賠款。「但這兒子取得賠償後很快就花光了,因為他確實對這世界充滿不滿,很慘!」徐導演娓娓道出這個屬於《骨妹》的原型,說真的,故事性也不少,所以人生與戲的確也難以分清,只是在現實的版本裏,更多了一份大社會下的小無奈。

「那為何要為詩詩和靈靈之間摻入情感元素呢?」說的故事的由頭,我好奇的問了這個大家都應該會想過的問題,特別是電影上映後,我的面書由有不少朋友都曾經疑惑過,覺得《骨妹》中的同性愛戀講得模糊,甚至是不痛不癢,「其實這部分的內容曾經被我剔走過,但最後又拿了回來,甚至編劇也曾經與我討論過這事,她說如果我想的話,可以去盡啲,但我說不必了,保持這樣就好,因為我覺得情感表達可以模糊一點,那種曖昧和流動性其實是很普遍的,假如我不強加一個標籤,她們之間的可以是單純的一種愛,或許是家人之間的愛,也可能是朋友間的愛,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她們之間的一定是愛;只是因為社會的大環境,各種標籤和誤會,令她們錯過了彼此,但假如沒有了這些,我相信她們一定可以走下去,以任何身份也好,可以走下去。」

電影中,詩詩和靈靈的分離始於九九回歸的一刻,倒數過後,兩人各行各路,與過去說再見,有心解讀的人自然會覺得這樣的安排極富政治含意,「其實在倒數時離別這一幕是很早期就定好的想法,因為戲劇上需要這樣的安排,讓她們在一個開心的大環境下分離,而且靈靈是要裝開心的,所以很早就覺得場景是一個倒數。至於回歸倒數則有幾個原因,我做了一些研究,知道回歸當天是有一些藝術表演,而警察在倒數後就有拘捕行動,當下會覺得因為警方的行動而造成混亂,再因混亂而令兩人走失這事很有畫面,但後來又覺得這樣的設定實在有太多前題需要交代,所以就放棄了這想法,但將回歸留了下來,因為對澳門而言,這也的確是一個離別,一個明顯的轉變點。」

既然電影中將回歸作為轉變的開始,那導演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回歸前後的澳門呢?「其實我覺得跟回歸相比,賭權開放前後的澳門有更大轉變,是整個社會的轉變,那種轉變不單是指城市外觀的變,而是因為太多人投身賭場或相關行業,連帶澳門人也改變了,這是很明顯的。」的確,大環境影響當中的人,裏面的人隨着大環境變,到頭來就是一起的變。「感覺澳門人變得現實,從前是有份安穩的工作就可以,現在就變成了『怎麼你大學畢業只有一萬元收入這麼少,派牌都比你高呀』,但可能他這一萬元收入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卻不會有人關注這點;所以價值觀是變了,令年輕人的選擇也少了,除非他可以抵拒到外間的壓力,抗拒到別人隨意也能賺取到比自己多很多的收入。」

「不只年輕人自己要抗壓,連帶他的家人也需要。」我聽罷,一邊點頭如搗蒜,一邊補上這句,而徐導演笑着同意,也想起了自己這幾年間的經歷,「我爸爸在我碩士畢業後也『哦』過我,近來算是好了一點啦!」

澳門電影要走出去

「你碩士畢業,怎能容忍自己每月只有幾千元收入?隨便找份正職也不只這數目啦。」徐爸爸這句無心的說話,其實也點出了澳門電影業界的窘況:出品數目不多,全職的工作機會也少,根本不能形成一個產業,更遑論一條健康的產業鏈。這次《骨妹》得以面世,靠的是各方的合力,那要繼續發展,讓澳門電影「走出去」是否會是一線生機?這事又難嗎?

「目前,澳門電影的發展一定要尋求外來資金,而澳門的情況就多是內地、香港或台灣,內地對題材、內容的限制不少,但如果你的故事完全不涉及敏感內容,絕對可以一試,畢竟願意投資的資金真不少,至於香港,限制較少,但始終是商業運作,你必須有一些演員來令電影能上映。在香港排戲線不難,但如果你的演員陣容不太為人熟知,就會被排到中午時段,你說,會有人去看嗎?」說到這裏,徐欣羨表示一切都是妥協,只在乎你如何選擇;亦重申自己不抗拒拍獨立片,只是覺得商業片模式的《骨妹》讓她在過程中很舒服,因為大家都在專注做一樣自己專業的事,而不須身兼十萬樣職責,同時可以提供正常的待遇,不必因為覺得自己要求別人放下全職工作後過來幫忙而感到不好意思,「而當人人都可以專心做好自己的事時,我就能放一萬個心,也專注做好電影的事。」

一般人思考創作與商業的關係時,往往會認定商業會吞噬創作,為了資金,創作必須讓路,但在《骨妹》這個例子裏,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情況。然而,撇除資金,人才也是另一個關鍵,雖然徐欣羨早早表明今天的情況已有改善,能有本地的班底去支撐起一部長片的製作,只是「有」與「夠」之間,改善空間仍然存在。「陳雅莉的《那一年,我17》已經是全本地班底了,只是某些崗位如收音等,就只有唯一的一個,假如他另有工作在身,那就大件事了。又例如導演,攝影等都是熱門的位置,但燈光、攝助則是無人擔任。澳門很奇怪,你根本不能在這裏找到一個第一攝助,但其實這崗位十分關鍵,是負責跟進整個拍攝流程的,所以《骨妹》就得特意從台灣請來一個攝助;副導演的情況也類似,數目很少,所以我之前才能一直有副導演的工作,這跟澳門的出品少有關,副導演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協助導演。」以上種種,都是澳門電影業界不得不思考的問題,而徐欣羨和一眾新導演也有付出努力去解決,「現時,我有訓練一些人來當副導演,在拍攝工作時能協助我。」但相信要扭轉整個大環境,依然需要一段時間。

一套《骨妹》,令徐欣羨走出澳門,無獨有偶,小城亦辦起自己的國際影展暨頒獎典禮,更將「澳門觀眾大獎」這個殊榮送予徐導演和《骨妹》;那《骨妹》是否又可以成為澳門電影的養分,帶領更多人或創作走出去,衝去國際呢?面對這問題,徐欣羨笑了笑,說自己希望做到;但其實,我並不急着知道答案,因為跟在現場聽她回答相比,我更期盼有一天,澳門電影業界能拿出出色的作品來代替口講的答案,令「澳門故事」這個電影清單中不是只有《骨妹》。但願這一天,能很快來到。

文、訪:蕭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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