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評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文:江關生

研究六七暴動著作最豐的張家偉指出﹕「研究和採寫六七暴動的歷史,似乎是沒有盡頭的。」內地雖然有《檔案法》,卻沒有嚴格執行,隱藏了大量本應依法公開的六七檔案;官方的出版物也藏頭露尾,不盡不實。例如,1967年5月18日,總理周恩來出席首都各界革命群眾十萬人反英帝國主義鎮壓香港愛國同胞的集會,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動,相當於工作日誌的《周恩來年譜》卻隻字不提。

資料所限,要對一場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的動亂作全面精準的復盤,絕非易事。譬如,毛澤東對六七暴動除了下令不出兵收回香港,還作出過什麼指示,至今諱莫如深。

程翔新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下稱程書),推進了對六七暴動的探究。他對六七暴動的基本判斷,筆者原則上同意,但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

1、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是否中央批准的鬥爭方案,是程書存疑的一大懸案。

程翔引述曾在外交部西歐司港澳辦公室處理六七暴動的冉隆勃(筆名﹕余長更)寫道﹕周恩來指定外辦副主任劉寧一參加會議後隨即離去。劉寧一聽完(與會者)討論後,把提出的意見歸納為四句話,叫做﹕1.香港癱瘓;2.九龍大亂;3.陳兵邊境;4.打破邊界。方案按這四點內容寫出後,於當天上報周恩來。

吳荻舟認為,劉寧一說「要搞得新界稀爛,打得香港混亂」之類的話,只是劉個人意見,未經總理批准,也不能作為指示傳下去。(請注意﹕這是吳在1970年、即3年後的憶述,而且吳只是聽別人轉述,並非當面聽見劉寧一講。程翔亦指出,周恩來是否已經批准了鬥爭方案等,吳荻舟就完全在狀况外。)

程翔認為,周恩來一方面譴責港共「逼中央上馬」、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但卻沒有適時叫停暴動,而港共卻再設計一個聲稱要「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的「極左」方案,這是難以理解的。

筆者以為,劉寧一歸納的十六字,絕非個人意見,既反映了與會者的集體意見,也符合中央的文革精神,客觀上也確實做到了。「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這三句不言自明;「打破邊界」也一度做到了,沙頭角槍擊事件就是例子。

程書先後稱呼劉寧一為外辦副主任、外交部副部長、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是低估和搞錯了劉寧一的角色。

劉寧一,1925年加入共產黨,1948年10月,全總成立,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1950年初,香港發生左派電車工人罷工和羅素街流血衝突事件,中共就以全總的名義,撥款5000萬元人民幣(舊幣)支援香港左派工會。1966年6月27日,劉寧一擢升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代理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3天後,主管財貿的副總理李先念將中央財政部黨組《關於支援香港抗美(原文如此,應是抗英)職工人民幣450萬元擬從總工會經費中開支的請示》批給劉寧一。批語說﹕擬同意財政部黨組的意見,以便名正言順。請批給總工會和財政部辦。

8月8日,李先念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支援香港1000萬元捐款問題的報告》上提示﹕請劉寧一同志批。擬可同意。(《李先念年譜》)

由此可見,劉寧一與香港淵源極深,角色十分吃重。有理由相信,在主管港澳事務的外長陳毅、廖承志失勢後,劉寧一就是協助周恩來處理六七暴動的左膀右臂,也解釋了為什麼周恩來離席前指定劉寧一主持會議,並作總結。

2、港共逼中央上馬?

「現在逼着中央上馬的太多。」吳荻舟筆記5月27日記下周恩來聽取匯報時說的一句話。程翔認為,這句話很重要,說明周恩來不滿港共「逼中央上馬」,搞暴動的意圖在迫使中央提早收回香港。程翔用「斥責」、「譴責」、「非常不滿」來形容。

細讀吳荻舟這一天的筆記,筆者並沒有如此強烈的感覺。當中也有周恩來表示肯定、讚賞、鼓勵的內容﹕「談到警告性罷工,總理說,這好。」 「流動的喇叭」還可以。說到「要多採運動戰」,總理認為對。目前不能低下來,不能示弱,避免群眾情緒下降。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至於「現在逼着中央上馬的太多。」語意似乎不止是針對香港,更多是對當時「天下大亂」有感而發,有如一個消防隊長,身旁幫手的消防隊員紛紛下台作鳥獸散,剩下自己一條消防喉,卻要撲滅層出不窮、數之不盡的火頭……只要讀一讀《周恩來年譜》和文革史,就能有此體會。

至於「逼中央上馬」後來詮釋的「港共迫使中央出兵解放香港」,也很值得商榷。港共只是尾巴,有本事搖得了狗嗎?

3、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犯下什麼錯誤?

程翔認為周恩來犯下6項錯誤,包括﹕a、沒有適時叫停暴動,卻容忍一個要「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的「極左」方案;b、批准《人民日報》6月3日的社論,對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c、批准槍擊沙頭角;d、鼓勵紅衛兵團結起來支援香港左派;e、錯誤起用了「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f、批准外交部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限期釋放港共新聞工作者,最後直接導致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錯用「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

筆者認為,起用姚登山,不是周恩來的個人決定。

一張攝於1967年五一勞動節慶典的照片可作說明。原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被驅逐出境,4月30日,中共高層領導(除了毛澤東)幾乎空群而出,在首都機場隆重迎接姚登山等人歸來。翌日在天安門城樓,周恩來突然來找姚登山,讓他快去休息室,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接見,姚登山因而獲得與毛江林周四巨頭合照的殊遇。(宗道一﹕《1967年夏季,中國外交部「奪權」鬧劇》)

姚登山當時紅得發紫,是中共在國際間四面樹敵、毛澤東藉此批判黨內溫和派的時勢使然,目的是凝聚民心;而抬舉姚登山的權柄操之在毛,周不敢也不可能染指。

‧錯誤鼓勵紅衛兵團結起來支援香港左派?

程翔認為,鼓動廣州兩派紅衛兵大聯合支持對港鬥爭,是周恩來一項錯誤的損招。筆者不以為然。

「全面內戰」是總結1967年大陸形勢最恰當的四個字。當年,全國各地爆發了激烈的派系武鬥,搶掠軍火庫,甚至動用槍炮轟擊敵對陣營,時有所聞,廣州也不例外,文攻武鬥的主要是東風、紅旗兩大派別。因此,促成各地兩派大聯合是當時的大方向。(《聶榮臻年譜》)。

周恩來曾嚴厲批評兩派打派仗,隨意揪走並扣留領導幹部等行為,令開幕在即的秋季廣州交易會受到影響, 說﹕非要剎住這股風不可。(《李先念年譜》)不可不知,當年廣州春秋兩季交易會,是洽談中國商品出口的最大渠道,也是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周恩來的目的很明顯,鼓動廣州兩派矛頭一致對外,藉以化解雙方的分歧。所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至於支持對港鬥爭,也只是局限在廣州、深圳等地舉行示威遊行,舉舉拳頭、喊喊口號、唱唱革命歌曲,不等於縱容紅衛兵越境進入香港奪權搞破壞。當年華界的解放軍邊防部隊嚴陣以待,禁止偷渡,否則格殺勿論。退一步說,真的要收回香港,直接出動解放軍便是,何須利用毫無實戰經驗的娃娃——紅衛兵?!

諷刺的是,就在左派在香港發動罷市失敗後不久,李先念於7月22日在國務院關於供應香港活豬的有關文件上批示﹕速發。又在外貿部《要求解決供應香港物資的運輸問題》的報告上提示﹕能否從廣東省多調出,例如糧食和廣東其他較多的東西。9月13日,李先念再簽發外貿部《關於做好對香港節日供應的通知》。

對於外匯極度緊缺的中國政府,香港是一條「大水喉」。財貿主管李先念焉能不焦急?!也注定了暴動這種傷人又傷己的七傷拳打不下去。

筆者反倒認為,周恩來犯下了一大錯誤是程書沒有提及的,就是持續了5個月的炸彈浪潮。吳荻舟筆記通篇沒有提及擺放炸彈,只是含蓄地用了「自衛反擊」。程翔根據炸彈出現的時間,合理地推斷「自衛反擊」指的正是放炸彈(土製菠蘿)。

如果沒有毛、周等中共最高層的同意、支持,香港不可能出現1167枚真炸彈、6907枚假炸彈的狂潮。11月27日,中華中學一名學生在學校實驗室製造炸彈時炸斷手臂受傷,證實了這所左派學校是製造炸彈的其中一個機關,導致中華中學被港英政府查封。直到年底,放炸彈的行動才收手,距離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足足4個月。為什麼會拖這麼久?是否中華中學那一爆,終於令毛、周察覺到,再這樣炸下去,只會令中共在香港民心盡失,外匯收入泡湯,於是收手?

4、沙頭角槍擊是否中央軍委指揮開火?

程翔說,「槍戰是中央軍委直接領導,開火的命令也是中央軍委下達,由廣州軍區的正規軍(7085部隊)直接執行。」

此說理據不足﹕

a、只是「解放軍7085部隊」團參謀葉騰芳的孤證。此人自稱親身參與,卻把上午發生的開槍時間說成是下午4時, 擊斃5人說成42人,嚴重失實。

b、翻查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的年譜,7月8日槍擊發生當日,軍委沒有開會。葉劍英出席入越(南)高炮部隊座談會並發表講話;聶榮臻上午聽取錢學森等人關於組建新的導彈研究院的匯報,下午參加周恩來召集的中央碰頭會;徐向前當天沒有活動記錄。沒有資料顯示葉徐聶或軍委其他領導成員當時在北京遙控指揮。

軍委當時開會極頻,至少每周一次,有時只隔3天開一次。槍擊前一日、即7月7日上午,中央軍委常委召開了第80次會議,葉徐聶3人均有出席,討論解決國防工業生產和科研工作等問題。

c、沙頭角之役頂多是在邊境威嚇搗亂一下,周恩來只是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當然有理由相信,周一定會請示毛,並與中央軍委打招呼。

程翔進一步提出疑問﹕周恩來之前已經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香港保持現狀的指示,為什麼又會批准沙頭角開槍?翌日表示「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並再次召集總參和外交部開會,強調對香港不動武,卻在7月30日要廣州軍區研究對香港動武的方案?

筆者以為,只要弄清楚「動武」的含義,區分「以武力收回香港」,還是「以武力相威脅」,問題就迎刃而解。周只是否定前者,採納及研究後者。「以武力相威脅」也是慣用手法。1966年澳門「12‧3事件」發生後,中方炮艇在澳門海域對面遊弋,迫使澳葡當局屈服,就是例子。

5、如何評價港督戴麟趾?

程翔對港督戴麟趾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認為他是「重要的領軍人物」,「對局勢發展的評估,被證明完全準確」。

幾點不同意見﹕戴麟趾於1967年6月25日至9月24日離港返英度假,由護督祁濟時署任。當時正是香港暴動白熱化的階段,戴督卻放了足足3個月長假,似有臨陣脫逃之嫌。

戴麟趾表示,不明白為什麼澳門問題只由廣東省解決,而香港問題卻要上升到中央層級來。戴督的判斷錯誤。澳門12‧3事件之後,12月6日、15日,周恩來與主管港澳事務的外長陳毅、廖承志及外交部有關領導,專門開會討論澳門問題。(《周恩來年譜》)可見,澳門問題絕對是由中央主導。只是殺雞焉用牛刀,對付澳葡當局,廣東省政府出手已綽綽有餘,毋須北京出面。

此外,英國也有悲觀軟弱的一面。2006年,英國公布一批絕密檔案顯示,外交大臣在給戴麟趾的一封電報中說,「或許我們撤出香港的時刻已經到來了」。絕密檔案指出﹕「在當地共產主義者的長期精神壓力下,我們或許不得不撤出。」

6、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

程翔引述掌故家許禮平稱讚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理據是吳荻舟在暴動期間一力阻止內地有人企圖偷運700打(8400把)蔗刀到香港,用來武裝左派與港英對抗。

筆者無意否定吳荻舟對阻止暴動惡化成城市游擊戰有一定的貢獻,但許的說法未免誇大。左派當時組織的快閃式示威遊行(飛行集會),人數每次不會超過三位數,能否組織起一支願意犧牲性命的8000人武工隊,很令人懷疑。

設想一個場景﹕昔日英姿勃發的鬥委會主委、後來的大紫荊勳賢楊光,率領年少氣盛的鄭譚陳曾葉黃王(當今左派紅人,姑諱其名,但你懂的)等一眾左派工友、學生,手執砍蔗刀遊行示威,可能嗎?你以為星爺電影斧頭幫曬馬劈友咁簡單?!用斬蔗刀這種農具做冷兵器,與擁有木彈槍、手槍、催淚彈、裝甲車的防暴警察以及全副軍事裝備的英軍對抗,是以卵擊石,只會重演晚清義和團的鬧劇。中共即使好鬥成性,還未至於愚蠢至此吧!真的黔驢技窮,要出到斧頭幫這一招,乾脆派兵收回香港好了,何須像海南島瓊崖縱隊那樣辛苦打游擊?!

至於說吳的另一功勞是「阻止了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枝被提上岸,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事實證明,港英根本沒有進攻這三大中方機關,就算槍枝運來,也無用武之地。

「守護神」這頂桂冠,應該戴在那些冒着生命危險、疲於奔命去拆彈,甚至不幸殉職的港英軍火專家頭上;戴在那些堅持報道真相、隨時可能被暗殺的報人頭上,例如金庸;戴在那些提出緊急立法打擊暴動行為、嚴懲投擲炸彈罪行的立法局議員頭上,例如簡悅強、鍾士元;怎能戴在這些人的對立面頭上呢?

必須說明,讀許氏兩大冊《舊日風雲》,是一大樂趣。作者交遊廣闊、博聞強記、酣暢淋漓的文字功力,筆下人物躍然紙上,令鄙人折服不已。針對「守護神」一說,只是就事論事。

7、吳荻舟「反極左而招致迫害」?

程翔認為﹕吳荻舟在六七暴動期間因為與造反派意見不一,反對極左做法而招致迫害,被「隔離審查」,並被戴上「叛徒」、「特務」、「國民黨反動別動隊」、「假黨員」、「走資派」等5頂帽子,進入長達13年的政治審查期,直到1979年才獲正式「平反」。

「遭造反派構陷而被迫隔離審查」的因果關係缺乏理據支持。吳本人在1973年《給廖承志的信》、1986年在從化溫泉接受訪問,都沒有這樣的表述。

請注意﹕吳頭上的5頂帽子,至少4頂是歷史問題,與處理暴動立場左右無關,甚至第5頂「走資派」也有點勉強。如果說,吳是因為反左而遭劫難,那麼提出「搞亂香港」(應該算很左)的劉寧一,為什麼照樣被批鬥呢?下台的時間只是比吳晚幾個月。

必須明白,文革是一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人人自危、人人過關的年代。全國當時掀起「抓叛徒」之風,許多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受到審查,被長期監禁和刑訊逼供,甚至被迫害至死。比吳荻舟高級得多的中共領導人也不能倖免,什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蒙古內人黨、東北幫叛徒集團、廣東地下黨叛徒集團……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周恩來曾被國民黨報紙刊登過伍豪(周的化名)脫黨啟事,也被紅衛兵揭發,向中央舉報,甚至深受毛澤東寵信的文革派——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樣有紅衛兵挖掘他們的歷史。負責港澳事務的外長陳毅、廖承志、副外長羅貴波,都曾經落難。

《王稼祥年譜》詳細記錄了這位老資格的留蘇派,被批鬥、戴高帽遊街之餘,還要經常接受中央專案組、各地紅衛兵、革命群眾組織的盤查,回答一大批高級幹部的歷史、是否叛徒特務之類的問題。

吳荻舟被國民黨政府關押過7年,出獄後與共產黨組織失散多年,又在香港這個白區長時間工作過,搞過話劇、電影,正是度身訂做的文革批鬥對象,被戴上5頂帽子,在那個瘋狂的時代,一點也不出奇。

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在一場漫長的殊死搏鬥中,執法機關有沒有過分暴力?不用諱言,有。這也是近年一些昔日的YP仔(young prisoner,青年囚犯)憤憤不平、要求平反的原因。例如,曾德成表示,他當年只是派發傳單,結果被送進監牢。儘管如此,卻不能違反歷史事實,由此得出「我們曾經站在政權暴力的一邊」的謬論(見上周日《明報》拙文《六七血債問誰償?》),模糊了暴動的根源和罪魁禍首,甚至倒打一耙,企圖將暴動美化成「反英抗暴」,顛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對此,程翔做了足夠有力的批判,還鐵板釘釘,引述1978年中央港澳工作會議對六七的結論﹕「責任在中央」。對於YP仔的訴求——小人物在大時代的一闋悲歌,程書沒有觸及,有點可惜。

馬克思說﹕「真理是通過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一部書的價值,不在於有沒有瑕疵,而在於提供了什麼新內容、新觀點,有助於刺激讀者思考,打開腦洞。今時今日,培養批判思維已成為社會共識。程翔這部《香港六七暴動始末》是讓我們更了解香港、訓練批判思考的好素材。筆者不厭其詳,求全責備,藉此表示對程翔這番努力的敬意,並希望程書可以啟迪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去了解、關注六七暴動。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