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勇衡:《方寸見人心》——關公大戰猩猩王

街上有人向你乞討,你會有甚麼反應?首先,你可能會想,怎麼知道他是不是騙人的?你沒有時間分辨,況且,即使他真是乞丐,也要看具體情況:是不是有其他人可以幫助?有沒有記者在場——而且我是個公眾人物?

《方寸見人心》(The Square)有一幕正反映了這種困惑處境:藝術館館長Christian正在路上趕著,和週遭的人一樣低頭看手機,忽然有人大聲求救幾聲,然後有個女子慌張出現,向一途人求助。這時候Christian都未知是怎麼回事——女子後面有個氣沖沖的大漢追來——上述那途人叫喚Christian一聲要他援手,這時Christian才明確地聯手「英雄救美」,趕走那似乎會傷害人的大漢。事後Christian感覺良好,繼續上路,卻發現錢包和手提電話都不見了!剛才是一個扒手伙團設下的騙局嗎?編劇至終沒向觀眾說明。Christian想向途人借電話,卻沒人理會,大概是把他當騙子了。這是「後真相時代」的一個微縮景觀,即使知識份子也沒有方法清楚分辨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事情的真假,因為東西太多、資訊太雜,注意力有限。要不犬儒冷漠,要麼冒受騙之險。人們判斷世事,往往依賴觀感,不能事事求真。

《方寸見人心》以藝術工作者為主角,強調其於當代社會中的尷尬情況,通篇充滿自反/自玩(self-reflexive)趣味,因為這齣電影本身就是藝術市場中的作品。導演Ruben Östlund不單以藝術反思社會現實,同時也在反思藝術本身;到底藝術也是社會的一部分。

很多藝術創作都有評論社會文化的性質,以各種方式挑戰人們的觀感習慣,藝術館也可成為一個藝術家與參觀者對既有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重新感受、認知和思考的空間。所以有些藝術家會作出一些驚人的、爭議的創作;只要人們對此有「這是藝術啊!」的認知框架,便可能表現得比平常更寬容和開放。原因之一是,他們樂於受藝術之光的啟發,二是他們不想別人覺得自己守舊封閉、少見多怪。然而以藝術之名一切都是被容許的嗎?當然不是,於是挑戰社會既有價值觀念和慣性觀感的藝術工作者總是在冒險的,模糊了原來的界限,也在測試新界限,卻可能到碰釘時才知這新界限在哪。

電影的高潮是在展覽開幕晚宴中,一個模仿大猩猩的演員/藝術家叫囂著進場,沒有穿戴猿猴模樣的頭套裝束,只憑眼神、聲線和動作,遊梭於貴賓之間。他表現得毫不友善,席上賓客從「睇馬騮戲」的心態,漸變得緊張起來。「大猩猩」見他們屏息靜氣,加倍挑釁,甚至出手滋擾、摔杯翻盤,趕走了一個賓客。除了身為東道主的Christian(嘗試中止演出不果),眾人對「大猩猩」的粗暴行徑仍不干預,甚至看著他攻擊一位女士。直至他作出性侵之勢,才有人按捺不住出手,忍耐已久的眾人方一擁而上,對「大猩猩」拳打腳踢。

這場戲呼應著Christian手機錢包被盜的一場戲。貴賓們在藝術之招牌底下,正常的認知、價值觀和常識被懸擱起來,他們不確定在一場自己有份參與的「演出」情景中該怎麼反應,難以辨識眼前事物的真偽,無法避免壞事發生,只能事後反應。諷刺的是,連Christian這個吃藝術飯的行家亦手足無措,那麼藝術真的能令人反思既定的認知慣性和價值觀嗎?抑或只是有價有市的遊戲一場?戲中有一個會畫畫和塗口紅的黑猩猩,就是藝術家的哈哈鏡像。

《方寸見人心》放大藝術工作者的窘態,這種「文化精英」不斷鬧笑話,其實際影響力已讓位給傳媒、廣告與公關這三位一體。《方》的主線是男主角的工作怎樣被失竊這偶然事件所干擾,暴露出藝術的角色,在這觀感先於真相、注意力先於思考深度的社會中,怎樣被上述那「三位一體」喧賓奪主。若藝術館若無法吸引參觀者,藝術家縱花多少心思也枉然,所以宣傳很重要,設法讓媒體報道。宣傳人員的重點不是藝術展覽的主旨,而是怎樣的宣傳夠「爆」,可以吸引大眾的注意力。結果流傳的宣傳片弄巧反拙,惹起大眾反感,公關人員便要作出危機處理,希望透過媒體挽救形象。

Östlund聰明與冒險之處,就是他巧妙地佈置主題的層次,多層反諷,兼顧娛樂性與深度(稍嫌賣弄)。首先,藝術反思社會文化,然後這戲反思藝術,但這電影本身也須接受觀眾的評論--戲裡出現的展覽內容本源自Östlund和監製Kalle Boman在2015年所辦的同名展覽,這電影可說是整個跨媒介創作的一部份。那麼現實中的觀眾怎樣看待Östlund所作這些事呢?上文那個「關公災難」中令戲裡「大眾」反感的片段,並非暗場交代,而是在大銀幕上直接放映於《方寸見人心》觀眾眼前。那麼導演真的認為那畫面有冒犯性嗎?抑或他也藉著藝術之名挑釁觀眾?

觀感反轉再反轉,我們還可確信甚麼?若Östlund的目的是展現匠心巧思,這齣贏得康城金棕櫚大獎的電影是成功的;若他的目的是讓人們朝向「信任和關懷……共享平等權利和義務」而去,大概會遭受乞丐在街上所面對的懷疑。

(原載於《時代論壇》1594期,201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