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化的社會焦慮

律政司計劃提出司法覆核,把立法會議員劉小麗的宣誓是否有效的爭議提上法庭。劉小麗質疑這是特首梁振英把反對聲音逐一擊破的政治迫害。在立法會宣誓風波、特首選戰、以及持續了好幾年的中港矛盾下,香港「赤化」的焦慮已遍佈各社會階層。關心政治的香港人,慨嘆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不保;就算不關心政治、只求餬口生活的市民,大約也從水貨客爭議、遊客迫爆鬧市,以至是內地民眾跟香港人於公共交通或公眾地方的衝突,感受到所謂「赤化」的危機感。

除了政治及社會衝突外,傳媒近來亦多了有關香港經濟「赤化」的報道:中資背景的財團以高價在香港投地、香港股票市場「A股化」,以至是中資力量正在香港各行各業大展拳腳。香港素來以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自居。不過在「赤化」的焦慮下,看來連這些植根於港英年代的傳統智慧,也安撫不了人心。

赤化焦慮由來已久

香港社會對「赤化」的焦慮,由來已久。二戰後,中國易幟,國府遷台,大量內地移民南下香港,使這港英殖民地的人口驟然大增。及後1950至1970年代,大陸爆發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加上全國大饑荒,使內地民眾持續南逃來港。隨後內地局勢於1970年代後期穩定下來,香港亦漸漸收緊入境政策,中港雙方隨後慢慢規範兩地的人員往來。這幾批南遷而來的內地民眾,便成為香港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

這批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心繫家鄉,並不懷疑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甚至未必對「香港人」這3個字有強烈的認同感。不過,由於在大陸飽歷劫難、目睹親朋蒙難、親歷「三反五反」、「大躍進」變作「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場面,故此恐共疑共之情油然而生。香港之於他們,未必是理想中的家園;港英之於他們,更難以是效忠的對象;不過,港英的殖民旗幟及邊界,使香港成為了隔離中國共產黨管治的棲身之所,則於願足矣。

是故九七主權移交於香港社會來說,充滿了複雜情緒──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大旗者有之,但恐共疑共、要求英國不要放棄香港者,亦大有人在。而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香港人,雖然未必有生活於中共管治下的經驗,但卻經歷了香港社會經濟起飛、大陸相對動盪落後的文化感覺。這份文化感覺,使香港社會對大陸社會產生了負面想像──人民質素未成熟、罪惡問題橫行等,亦使恐共疑共的社會焦慮持續下去。而及後的六四事件,更成為這一代香港人恐共疑共的集體回憶,並燃起「民主抗共」的思潮──透過政制民主化,阻止中共操控香港。

大陸自1990年代起經濟開始起飛,為香港提供了大量商機;而九七主權移交後,中港兩地交往頻繁,增進了香港人對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感覺。中港關係亦於回歸初期,經歷過一段蜜月期。及後2003年的國家安全立法爭議和七一大遊行,改變了中央對港政策,由回歸初期的「積極不干預」漸漸變為「積極有為」:善用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產業優勢(例如內地企業透過香港作為踏上國際金融界的平台、以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點)、把香港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全面介入香港的政治爭議──於2004年發動「愛國論」的爭議,重奪香港普選討論的話語權,並透過多次的人大釋法及決定,盡用《基本法》條文中有利於北京控制香港的詮釋空間,以確保香港的普選方案不會「走樣」,中聯辦亦被指多次介入香港選舉。另一方面,隨着大量內地人士於利用自由行政策訪港,兩地之間的文化差異亦於香港社會浮現,並成為民間熱話。

社會焦慮威力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

在這背景下,存在香港多年的恐共疑共情緒亦持續發酵,成為如今街知巷聞的赤化爭議。恐共疑共,針對的是中共執政集團;但赤化的社會焦慮,則是連中國內地的民眾,亦成為引發社會焦慮的藥引。「雙非」人士使用香港社會服務、水貨客問題、內地部分人士於香港公共地方的行為所引發的文化差異爭議,所針對的已不單是中共當權者,而是對深圳河以北的國度的一種負面文化想像。這種負面的文化想像,成為香港深入民心的都市傳說。其中最為人知的,便是拐子佬的消息。即使香港警方一次又一次地澄清香港未發現有關拐子佬確實證據,但相關的傳聞及消息仍於香港民間不脛而走。為何?內地社會的拐子佬新聞不斷,配以香港的赤化情緒,便成為這都市傳說的土壤。這些對內地社會充滿負面文化想像的都市傳說,往往口耳相傳,反過來成為赤化危機感的助燃料。

此外,恐共疑共的恐懼感,目標明確──就是中共執政集團。而社會對赤化的焦慮,則是一種目標不明、但卻讓人無時無刻都惴惴不安的危機感。這種焦慮可以投射在特首梁振英身上,可以投射在任何一個建制派及內地官員身上,可以投射在所有看不順眼的內地民眾身上,甚至投射在任何的政敵身上──只要對方做了一些不順心的事,便指他「投共了」。所以,社會焦慮的政治及社會威力,往往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

焦慮經幾代發酵 難以政治批鬥平息

香港社會的赤化焦慮,已經成為政治光譜的一股力量。即使北京如何收緊《基本法》的詮釋空間、如何規限香港公職人員宣誓的方式、建制派如何「喊打喊殺」,亦無法消除這股已於香港成形的赤化焦慮。而且北京及建制派更應明白,香港社會這一股赤化焦慮,是由香港社會過往所經歷的恐共疑共情緒所累積下來。這股由幾代香港人所發酵而來的赤化焦慮,是難以透過政治批鬥平息的。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