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樂:中國女子如何在中國抗爭

2017年10月底,我的第一本書《她們的征途》在台灣出版,到現在已近兩月。這兩個月裏,我在台灣從北到南做了超過10場分享活動,接受了近20次不同港台媒體的採訪,也陸續收到大量的讀者反饋。這些密集的交流,讓我對港台社會於中國議題的態度,又有了與此前想像不同的、更真切現實的認知。

知道殘酷性的人沒有那麼少

《她們的征途》是一本通過中國女性抗爭者的生命歷程,書寫中國近10多年民間運動起跌的非虛構故事書。這樣的題材,在港台本就屬中國×運動×女性的超小眾題材,加上據我所知,港台社會近年出現對「中國」相關事物的拒斥聲浪,我原本做好了心理準備,我的書和活動都可能會遇冷。我在寫作面向港台讀者的新書推薦文時,也斟酌再三,最終選擇了《邀請你做黑暗時代的見證人》這樣稍顯距離的角度。

但港台尤其是台灣的讀者反響超乎我的預料,分享活動除一兩次外都是滿場,有時還會出現大量聽眾不得不站着聽講的場景,一些高校學生也自發幫我舉辦加場活動。每場活動的聽眾提問都十分踴躍,最高頻的句式是:中國民間對中國政府/民族主義/NGO/女權運動……到底怎麼看?

除了好奇中國普通人的想法,台灣聽眾還會拋出一連串切中要害的問題:中國的中產階級壯大為什麼不會帶來革命;中國的媒體為何無法發揮監督作用;中國青年世代的狀態是怎樣的;嚴厲打壓下中國的公民社會有什麼應對……這些對話經歷讓我體會到,外界確實渴望了解信息黑洞般的中國,想要知道中國的官方宣傳之外,中國和中國人的真實樣態。

網絡上的喧囂聲浪,一定程度上也是真實的情緒和立場的反映,但另一方面,相當比例的普通人是非常現實的:無論喜不喜歡,中國就在那裏,將對港台社會發揮無法忽視的長期影響,多了解一點總沒有壞處。

同樣形成反差的是,不少邀請我演講的活動主辦方,在活動開場前都會給我做心理建設,提醒我現場可能會出現「嗆話」的聽眾。他們所擔心的「嗆話」是這兩類:「愛國」的在台陸生可能會罵我抹黑中國;偏本土主義的台灣人也可能會嗆:「這是中國的事,關台灣什麼事?」

然而到目前為止,這兩種情形都從未發生。相反,我有遇過問了一句「我們年輕人應該怎麼辦」就哭了出來的陸生,也有遇過一再追問我「我們可以為你們做什麼」的台灣人。

隔壁房間的大象一直在那裏,知道它的殘酷性的人並沒有那麼少,認為有一牆之隔就能倖免於難的人也並沒有那麼多。

在台陸生怎樣看中國

在所有的活動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場在某大學的小範圍學生交流,參與者包括來自中港台的10多名學生。來自港台的同學在活動的後半段終於向中國學生發問:你們怎麼看待台獨、港獨、疆獨、藏獨等分離主義問題?

在場的幾位陸生沒有迴避,每個人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人說自己在到台灣交換前完全不能接受台獨,但來台後他了解到台灣社會的狀態,也開始能接受兩岸實質上不是同一個社會的現實,至於港疆藏獨,他現在還完全不能接受,但根據自己在台灣的經驗,覺得自己說不定多了解以後也會改變;有人目前能接受台獨藏獨,但難以想像疆獨港獨,不過對未來可能改變想法也持開放態度;也有陸生表示,他其實從小就不排斥甚至支持台獨……

這些陸生的答案是讓我驚訝的,雖然他們對「國家」、「統一」、「自決」這些概念並不都有自覺的思考,但他們在接觸不同於中國主流的社會和觀點時,都展現出不同程度的開放性,也準備根據知識和了解的加深而調整自己的立場。

這確實與外界所想像的「小粉紅」、「陸生」、「中生」有截然的差異,也印證我多次在回答「中國普通人怎麼想」時說的:中國普通人的想法是難以普查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極權下的危險線,原本反對的可能說出來就變成了支持,更多的情况則是保持沉默,即便少數的不沉默者也會遭遇禁言刪帖,因此愈是政治嚴峻的時候,外界在公開網絡上能看見的就愈是中國官方允許並希望外界看到的聲音。

來自香港的同學又追問了一個問題:中國學生怎麼看待許多香港網民對大陸人「蝗蟲」、「素質低」之類的說法?有在場陸生則直接表示他並不知道這些聲音。

對於這個問題,我選擇了直接回應:由於階級流動性持續降低、貧富懸殊加劇,香港社會自保衛天星碼頭運動後已浮現出對壟斷資本主義、精英主義的反思,這本是好的趨勢,但因為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制,平等多元等價值還沒有機會通過社運生長落地,基於精英主義的歧視性話語就反因被用於區隔「中國人」和「香港人」而強勢反彈。我當然能理解這種話語背後的政治訴求,也知道中國和香港社會確實有一定的社會發展程度差異,但簡單粗暴的歧視性話語對反政治壓迫的作用其實不大,對普通中國人更沒有多少影響,反而對香港社會本身的平等價值傷害最大。

港台學生的兩個提問,讓我聯想到幾乎每場活動都會有人提出的問題:「面對強勢的專制中國,台灣/香港應該怎樣做?」

專制愈嚴苛 反思者愈多

其實這個問題不應該問我,而應該是香港人和台灣人的自問,因為在地的人才最知道自己社會的能量和核心價值,但我每次還是會根據自己的期望給出粗線條的建議:香港和台灣首先要保住自身的自由和開放。

其中「自由」很容易理解,包括言論自由、網絡自由、行動自由等等,而「開放」則是指對待外地普通人的開放平和的心態,而不是用歧視性的語言和態度一刀切地隔離甚至貶斥。歧視的正當化首先是對社會自身的傷害,其次是主動放棄了獲得支持的可能性。比如前面提及的幾位在台陸生,不論他們目前對分離主義的態度分別為何,他們都肯定地表示,接觸過台灣社會後,他們不會支持「武力統一」的選項。

隔壁房間的螞蟻——普通民眾,並不能一概等同於大象——專制政權。「螞蟻」中有值得尊重的抗爭者,正如《她們的征途》中的數十位男女人物。更多「螞蟻」則是同樣承受着大象的壓迫的普通人,隨時可能被當作「低端人口」任意驅逐。

或許會有人提出,我所接觸到的中國人多是抗爭者或對專制已有反思的人,但大多數中國人仍是安享既得利益的「強國人」,我不否認這種可能性,但仍要強調,當專制壓迫愈發嚴苛,反思者勢必愈來愈多,而「強國人」則會愈少,儘管公開層面上看起來可能正好相反。

作者簡介:趙思樂,廣州人,畢業於南京大學。長期為港台媒體撰寫中國時政與民間運動相關深度報導及專欄。她持續關注中國女性與抗爭議題,其文章曾五次獲得亞洲區域人權新聞報導的最高榮譽──「人權新聞獎」肯定,並於二○一七年獲得亞洲地區最高新聞獎項——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新聞獎」。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12月21日),見報原題〈隔壁房間的大象,同樣無法視而不見〉,現題為評台編輯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