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老師:教育之道,在於制度?

那是數年前的事了,我到某屋邨小學代課一周,該校的學業水平和名氣,在區內算是中等,當然一直想往上爬,所以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很着緊。

一般人以為代課老師是一份優差,只要代替請假的老師到課室「睇住班學生」就能支薪,但那種想法完全錯誤。我是文憑教師,曾在小學任教兩年,後來選擇做教育界逃兵,但仍深明代課老師的職責是「老師的替工」,時間雖短也要照常上課趕進度,默書測驗改簿改卷缺一不可。

當然,並非每位代課老師都是盡責的,遇着一些躲懶或不負責任人士,渾渾噩噩地拖過三五七天,剩下蘇州屎讓原有老師執手尾的大有人在,所以很多學校都有一張不公開的「人名排位表」,按次序優先找負責任的人選去代課。

回說那次代課經驗,我要代替一名擁有特殊教育專業資格的老師上課,學校把同級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集合在一起,由該名老師教授英文,每班人數不足十人,期望以小班教學幫助學生改善成績。代課期間我替學生進行英語口試(Oral),事前有課堂可幫助學生溫習,但全班學生都不約而同都說:「冇用㗎,Miss XXX都叫我哋唔使讀,因為一定攞零分,佢話我哋係全校最差,最冇用,教極都唔會識。」

被標籤「籮底橙」 學生甘心?

那一刻我很震驚,為何有學生會甘心自認是全校最差,卻全無學習意欲呢?無疑他們集中力較低,有過度活躍情况,動輒發脾氣吵鬧,就算只有數人,班房裏還是存在秩序問題,但更震撼的,是他們對「籮底橙」的標籤甘之如飴,樂意讓課堂在吵吵鬧鬧中流逝。

在接下來那幾天,學生不斷說Miss XXX曾對他們的評語,於是我知道誰是「罰企王」,誰是「無用王」,誰人「零分王」。在這種情况下,所有學習進度都是假的,老師只是翻過課本,自己讀幾遍就當教過了,連水過鴨背都談不上,學生當然不會懂,但在教學紀錄上,卻可稱為「符合進度」,別說是能力較低的學生,就算是天生聰明學生亦未必能跟得上。

在低年級的英語口試中,要求學生自我介紹,說說個人興趣,但按過往紀錄,有逾半學生堅持拒絕開口,0分收場。於是,我決定只集中教學生們回答三數個最簡單的問題,例如說My name is YYY、I go to ZZZ school、I like apples等等,還告訴他們,只要肯開口,就算發音不對,句子不順,還是可以得到1分(20分滿分)。

這個不是勵志電影,一個外來的代課老師,不可能在短短幾天內讓學生有天翻地覆的改變。最終有2個學生堅持不肯開口,得了0分,但最少有3、4個學生肯開口,從0分飛躍到3分,對於他們來說已是很大很大的進步。至於倔強不肯開口的學生,我主觀地認為他們是在暗暗羨慕。

那段代課日子成為我畢生難以忘懷的烙印,因為小小的班房內,沒有愛、沒有希望,冷漠的源頭不是來自學生,而是教師營造出來的效果,她對學生來說,應產生了負面效應。

只講專業資格 大量行政工作

我氣憤地跟校長教師朋友投訴,指那位教師令學生的自我形象低落至此,連教書的資格都沒有。然而朋友面有難色,指同事都知道那個老師的情緒有問題,需看醫生和不時請假,但沒有辦法,因為對方是持有特殊教育專業資格的老師,巿場渴求,特殊小班只能由她來教(潛台詞是說其他老師不願教)。

只要正式當過老師,就知道這種情况雖是無奈,但在學校裏卻很常見,任何老師都希望把班中的吊車尾分子剔出來,將包袱拋給別人算了;而學校聘用具專業資格的特殊教育教師,就算盡了道義,還可以作為賣點吸引新生;對於家長來說,在「正常」學校設有小班教學,照顧個別差異的孩子,還復何求?

在富麗堂皇的包裝下,教育界趨向只講制度和專業資格,教師花掉大部分精力去做好門面工夫,卻忽略了學生才是教育的主體,教導學生做有用的人、快樂的人、正直的人,應該比傳授課本知識更重要。但現行教育制度卻是本末倒置,教師需處理大量行政工作,為求方便管理,當出現偏離「正常」範圍的學生,學校的取態就是要除之而後快。

「我教書咋,唔係做社工」

過去一周,我在報章裏看到多個教育工作者,其中最教人動容的,是11月17日刊於《明報》、剛獲「司徒華教育基金」頒發好老師獎的小學教師方子蘅,她講述與黑社會成員兒子學生「俊俊」的相處經歷,把來自破碎複雜家庭的學生拯救於水深水熱中,讓俊俊由Band 5變成Band 1學生。只可惜俊俊升中後遭班主任針對,結果逃學加入黑社會,重走父親的舊路,販毒入獄,其後不知去向。

方子蘅老師曾經致電俊俊的中學班主任,細訴俊俊的身世,但獲得冷冷回應:「我教書㗎咋,唔係做社工。」在現實世界裏,那個中學班主任才更貼近大部分老師的原型,他們只按制度行事,班房裏沒有俊俊更好,為何要為他而操心?

舉傘——學生的自主空間

強硬地要求學生按學校的制度辦事,對校方來說最便於管理,小學如是、中學如是、大學也如是,因為校長與老師最怕就是亂。循此心態去看,就不難明白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為何不許學生在畢業禮上舉黃傘,在台上拒絕與該等學生握手或頒授道具畢業證書。我不認為陳校長是為了向政府獻媚或投誠,因為在教育界內,捍衛制度多於捍衛學生權益者舉目皆是,對於他們來說,不守校方訂立的規矩才是罪無可恕,那是他們的「教育信念」。然而陳校長隨之而來的言論,更令人搖頭嘆息,他提到今天不阻止學生舉傘,就難保明天不會有學生搖八旗,又引用梁啟超名句「十年以後當思我」,指學生未來就知道校方是對的。

我在想,大學教育,不是在於培養學生具獨立思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過往年年月月的所謂莊嚴肅穆的畢業典禮,有誰會拿出來重溫,或者在意別人在上台的表現?黃傘之下,就該是學生的自主空間,而他們撐傘上台,目的不言自明,而畢業禮就是社會的開學禮,舉一把黃傘踏上新途,真的會在十年後悔恨?還是在十年後悔恨今天沒有舉傘發聲?

至於陳校長說今天舉黃傘、明天搖八旗,就像在說「少時偷針、大時偷金」,表面看似有道理,實質卻是以劣質的推論技巧去無限上綱,許多學生就是在這種思維下被針對,被看死。無論學生偷針、偷金抑或搖八旗,最省時快捷的方法就是乾脆地阻止和處罰,但有多少老師會先探究其原因,再循循善誘呢?

作為老師,要扶助俊俊很難,要摧毁俊俊很易,方子蘅老師必須要先接受他的頑劣和複雜的家庭背景,才能迎難而上,讓俊俊重新出發。同樣地,看到黃傘,沒收、排除、無限上綱是最容易,但有多少校長會站在年輕人的一方?在此,我祈求那些不想教、不懂教的教育工作者,早日離開崗位,才是真正造福下一代。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