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傳媒業最壞的年代 也是最好的年代

老編來函,說要寫一篇過去20年印象最深的一件傳媒界大事。不容易,因為大事太多,很難想起單獨一件令自己印象最深的。關於傳媒界,沒有單獨一件事,卻有單獨一個現象,令我至今仍深受震動,就是互聯網興起,徹底改變了傳媒業生態,過去20年很多關乎媒體的大事,其實都和互聯網有關。

互聯網改變傳媒生態 報業最慘烈

過去20年,多家本地媒體易主,有些更結業關門,強如TVB和壹傳媒都出現業績大倒退;2015年12月,老牌英文報章《南華早報》易手,被阿里巴巴以20億元收購;而陪伴着幾代香港人成長的TVB,也轉手予上海傳媒大亨。對那些目睹過香港傳媒業黃金歲月的「老一輩」如筆者,上述變化的確令人唏噓!

傳媒業以報業的情况最慘烈。香港的報紙很早就沒有再提供可靠的銷量核數作比較,難窺其真貌。但只要每朝早在港鐵中見有多少乘客仍在看報,就可以有一個大概印象,網上媒體興起前車廂內大部分人都拿着報紙看,現在則寥寥可數。去年一篇文章「The sky is falling on print newspapers faster than you think」,列出美國25大報紙近3年(2013至2015年)的變化,無一例外銷量都大跌;更可怕的是,下跌只是開始,卻看不到盡頭。

另一邊廂,網媒興起,百花齊放。然而畢竟是新生事物,網媒創辦容易,但要持續生存則不容易,而且時間尚短,本地網媒之中沒有幾家能打造出一個品牌。然而對用家來說,網媒免費又方便,為何仍要付費?

傳媒業興衰 關乎公眾利益

傳媒業興衰,除了從業人員有切膚之痛,其實也有關乎公眾利益的重大議題,就是傳統媒體逐一被財團收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空間是否正在收窄?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否正在步向嚴冬?

記協在今年6月引述無國界記者發表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調查,香港排名由2002年第18位,跌至今年第73位,意思很清楚,本地的新聞自由在不斷倒退。新聞自由空間收窄,原因之一是媒體擁有權轉變。傳統媒體包括紙媒和電子媒體過去20年大部分都易主,新東家都是生意人,跟內地有業務往來,或本身就是內地商人。利之所在,媒體不能影響生意,媒體老闆在「重要關頭」很自然就要歸邊,社論要配合主旋律節奏。記協在記者會上說「紅色資本操控了31%港傳媒」,看來太過保守(不像記協「一貫立場」);香港傳媒,尤其所謂「主流傳媒」,雖然不是由「紅色資本」直接控制,但直接或間接,基本上已是「全港一片紅」。

傳統媒體「識做」,很多「唔啱聽」的言論自然要離場。資本主義社會老闆話事,他控制下的媒體立場當然可以隨自己喜好。有人說「新聞自由是老闆的自由」,其實沒錯;但如果媒體不受歡迎、沒有影響力,緊跟官方路線也是枉然。

過去被主流傳媒封殺、失了地盤,就如無處容身,失去了「話語權」。但是要多謝互聯網:利用網上平台,沒有人可以封殺你、沒有老闆可以令你噤聲。在網上,一個人可以頂起一片天,多媒體、全天候,自由自在。從這個角度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空間其實是愈來愈大。在香港,我們看到的是新聞自由在傳統媒體之中被扼殺,但卻在網絡上生機勃勃。隨着閱讀習慣改變,網媒將會慢慢成為主流,取代傳統媒體。

新舊交替的年代

未來的轉變,我認為有幾件事如果發生,對香港傳媒界應該是好事。

首先,是「自媒」會愈來愈多,新組合的網媒也會乘勢而起。好像「眾新聞」,由一批新聞老兵和新秀合力另起爐灶,憑他們的公信力、資歷和經驗,攞脫大老闆的覊絆,為新聞業走出一條新路。要數一件傳媒界的大事,「眾新聞」誕生應該是其中之一。

網媒的出路,必須打造自己的品牌,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不應依靠「鋪鋪清」的眾籌作營運資金來源。能夠在市場生存、經得起市場考驗,是網媒的一大挑戰。我期望「眾新聞」能夠成功。

在新舊交替的年代,傳統媒體正在收縮,要在傳統媒體找份「好工」愈來愈不容易。新聞學院培養學生,應該加入創業的環節,鼓勵他們在網上找尋機會。媒體事業過去是資金和人力密集行業,創業門檻甚高;但辦網媒完全是另一回事,成本極低,重要的反而是創意、市場觸覺。對年輕人來講,現在的傳媒業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政府應加大投資公共廣播

其次,是政府應該廢除跨媒體擁有權(cross media ownership)的過時規限,讓傳統媒體有機會重組整合,重新起步。如果維持目前的限制,只有更多傳統媒體會走向消亡。在網上世界,多媒體早成主流,多姿多采,反而傳統媒體仍受重重束縛。過去擔心放開跨媒體擁有權會造成壟斷,在網絡年代,這個顧慮應該已經過時了吧。

其三,是政府應加大力度投資公共廣播。因為在媒體競爭激烈的年代,商業媒體要投資製作高質素節目愈來愈感吃力,連Discovery和Nat Geo近幾年也大為失色,有水準而又可觀的節目買少見少。公共廣播由公帑支持,可以製作高質節目而毋須過分考慮商業收益。在亞洲,有良好聲望的公共廣播機構屈指可數(日本NHK是少數之一),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假如可以製作一系列高質素作品,不但可以帶動本地的文創產業,更可為香港建立另一個國際品牌,值得政府考慮。

這個年代,是傳媒業最壞的年代,但也是最好的年代。

文:陳景祥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