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現實 脆弱的共識——論中梵對話和建交(上)

最近,中國與梵蒂岡密切接觸的消息不絕於報,建交的前景也甚囂塵上。想筆者於上世紀70年代到巴黎求學的時候,曾與衛青心神父(註)見過面,他可能是當時研究中梵關係最重要的中國學者。也因為如此,甚至「主內的兄弟」都上綱上線的為他扣上了「紅色司鐸」的帽子。他曾經在里昂的中法學堂念書,是第一批中國大陸解放後倡議中梵對話的活躍分子之一。

中梵要解決的兩個問題

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登位後,與中國的接觸明顯是比以前來得務實。其實「務實」也就是直接針對問題,僅此而已。實際上,雙方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兩個:(1)主教和別的神職人員的任命與罷免;(2)跟台灣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從種種迹象看來,雙方已經開始達成一定的共識,這就是主教的人選都需經雙方認可,再由教宗任命。這個模式已經在最少另外兩個國家實行,分別是越南和阿根廷 。

越南也是現今少數與梵蒂岡沒有邦交的國家之一,情况跟中國頗為相似。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位時,雙方於2010年在主教任命問題上達成協議,主教人選由聖座提出,經越南政府認可後,再由教宗任命;假使越南反對,聖座要另外提出新的人選。據聞這是聖座和中國對話中提議的方案。不過,雖然對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越、梵建交尚待時日,且越南官方(或個別貪官)持續吞併教會土地和財產,這始終是雙方發展持續關係的隱憂。

在地球的另外一邊,阿根廷自獨立後為避免前殖民宗主國的干涉,於1831年由當時的獨裁者戴咯撒斯(Juan Manuel de Rosas)親自選定主教,當然只有忠於政府的才可以出任。之後在1853年通過的阿根廷憲法將俗世國家的本質制度化,總統可以不依從聖座的命令。1923年發生了由政府委任的主教Miguel de Andrea遭教廷激烈反對的事件,而政府也反對由教廷委任的主教。1966年10月阿根廷政府跟教廷簽訂協約(Concordat),自此任命主教的人選由教廷負責,但仍需得到阿根廷政府的首肯。

主教任命問題 最重要是罷免權

回到中國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之後,教廷並未承認新政府,因此,新中國也從沒有承認當時黎培里主教(Riberi)的聖座代表身分,只是以其本來的摩納哥公民身分看待。兩年之後的9月,他在南京被驅逐出境時,中國官方的理由是他並沒有合法的居留身分。

事後看起來,當時中國的做法是少有地圓滑的。驅逐出境的理由純粹是行政管理的執行需求,而非故意和教廷抬杠,更談不上與教廷斷交。之後,教宗庇護十二世於1952年1月和1954年10月,連續發出了兩道教諭(encyclique),前者譴責中方對教徒和教會的迫害,後者呼籲在中國的教徒保持對聖座的忠心,同時譴責中方於較早時倡議成立「三自愛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企圖從政治上全面控制宗教(作者按:實際上,「三自教會」同時涵蓋新教、東正教和天主教,其中「天主教愛國會」晚至1957年才成立)。

1958年4月13日,首兩名方濟各會神父在漢口晉升主教,事前曾經請示聖座,但沒獲回覆。庇護十二世於是年6月29日發出第三也是最後的一道教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痛斥「天主教愛國會」壓迫教徒的行為,將之等同刑事罪行,重申只有聖座才可以任命主教。但奇怪的是教諭中第38條卻指出在非常環境的情况下,某些特定的個人或集體可以參與遴選主教的工作(此處根據聖諭的英文版),這是否為日後的發展預留天窗?

事實上,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任命之後的罷免權力。單看中國大陸解放以後關押一大批神職人員的事情,假如雙方能在罷免的條件上達成共識,便可以避免將事情看成是對神職人員的壓迫。但達成如此共識的基礎何其薄弱。

第二個問題, 自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教廷也相應將駐台灣的代表由等同大使降為等同公使的級別。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後,教廷於1985年再將駐台灣代表降為參事銜,級別等同代辦。教廷的姿態已經非常清楚,要等待的就需要忍耐。與北京建交之後,也可以在「一中」的前提底下在台灣派駐代表。

理清了這兩個問題之後,還要面對的,就是其他在現階段關心和反對中梵建交人士的聲音。在這裏,不可以不提陳日君吧。在陳主教針對此問題的眾多文章和發言裏面,可總結主要3點:宗教自由、人權問題和對異己(教徒)的迫害。

要理清這3點,我們不得不簡略回顧一下天主教會的歷史。假如在歷史上,教會歷來是推崇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不會對異己迫害的話,那麼,以這3點來責難中國是有道理的,否則就是虛偽的命題。

註:衛青心神父洋名Louis Wei Tsing-sing,1906年生,2001年歿,著有《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黃慶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文:梁文輝(自由撰稿人,長居法國)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