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後「港獨」:自製!自騙!自亂!

立法會選舉中,泛民得30席,包括6名本土及自決派候選人。這種形勢將引起北京諸多憂慮:

(1)擔心本土派日後借助立法會的平台推動「港獨」。他們有議員身分,言論在某程度上可免於即時追究,「惡性效果」勢難避免。假如港府設法褫奪他們的席位,又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反彈。

(2)泛民氣勢上升,溫和泛民也會受激進泛民的拉力牽引,形成更大的對抗力量。

(3)香港青年與台灣青年將結合起來。台灣的「時代力量」雖在立法院只有5席,但已是第三大力量;香港6名本土及自決派成員當選,也成為泛民陣營的一大板塊。看深一點,台港青年當選,都有「素人政治」的吸引力,求變的動力更強,這對澳門青年也有一定影響。處理不好還會出現台獨與港獨合流,屆時更難應付。

(4)外部勢力乘虛而入、加強影響。內地強硬派的「理據」是:這次來港採訪立法會選舉的外國媒體增加,報道主題多是「獨派上升」。聽者為之一笑。

回歸以來政制問題倒退 激發青年反抗

其實,這些憂慮都是不必要的、庸人自擾的。不妨仔細分析為何出現本土、自決,以至港獨思潮?我看有兩遠因、三近因。

遠因一:上一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把港人排除在外(當時北京稱「不接受『三腳凳』」,擔心港人會傾向英國)。今天青年人不願意接受這種現實,自決前途的要求應運而生。部分青年不了解當年情况,埋怨前人沒有努力爭取,還指摘「老餅out了」,於是今天爭取自決以至獨立的聲音愈強。

遠因二:回歸以來北京在政制問題上沒有循序漸進,反而大幅倒退;2003年後加強操控,2014年全國人大「8.31決定」更關門落閘,一點空間也不放,激發青年人由不滿變成反抗、由從屬變成要求獨立自主的行動。

近因一:大陸對香港的影響不斷浮現,不單在政治上,在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也愈見突顯。本來這是兩地磨合中的過程,理應可以處理,但有些問題卻是無法處理,甚至處理不當。例如有些內地的「富二代」、「官二代」、「權二代」用內地的手法搶佔在香港的利益,講求公平競爭的香港新一代大不為然。對大陸制度和意識入侵香港、破壞「兩制」,香港青年更認為只有「自決」才能抗衡。

近因二:「2047二次前途問題」逐漸逼近,連工商界、銀行金融界也表示關心,貸款趨向審慎。青年人如果留在香港,一定對2047年後的情况更加關心,具體如買不買樓的問題,也難以抉擇。可惜,北京認為「二次前途」只是炒作,更不想放開政治空間,迫使青年人想到自決、獨立的可能性。

近因三:無論梁振英的意圖如何,引發港獨爭論的客觀效果就是令港獨更熾熱,有利於他顯示精忠。他的個人利益(連任)與北京的大利益(控制全局)綁在一起,造成「港獨自製、自編、自騙」的局面,跟着官方「全方位反港獨」,禁止討論港獨,於是出現了「自亂陣腳、自殘管治信心」的「五自」危局。青年人的「(自)決心」和「獨心」就是這樣煉成的。

面對選後形勢 北京不會作政策性改變

其實,港獨只是芝麻,但北京當是西瓜。面對眼前的選後形勢,北京會怎樣做呢?我想,它的花崗岩腦袋不會改(因為其本質仍是封建王朝意識和大家長心態)、慣性的鬥爭思維不會改(仍然認為「外部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強硬路線不會改(這是核心高層和各級既得利益階層的共同需要),頂多只會作策略性調整(例如放軟一些姿態、表面上的溝通會面),而不會作政策性的改變。

我有這種判斷,不是因為我「歷來反共」(這是內地有些人對我的看法,聽慣了),而是因為已有太多具體事例。曾有人向北京提出,如果官方不想跟「激進青年」接觸,可否先跟溫和泛民的青年接觸?但官方一聽見「泛民」兩字,馬上否決。也有人向北京提出,內地青年團體來港交流時,是否可以順道接觸香港的溫和泛民青年,讓民間對民間、青年對青年?但官方認為「這會釋放錯誤的政治信號」,又否決了。

此外,雨傘運動後還有人向北京提出,在香港舉辦兩岸四地(港澳台陸)青年研討會,分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讓四地青年互換角色,蒐集自己所代表一方的資料,站在對方的立場發言(這樣可以增加互相理解,達到易位而處之效);第二部分則恢復本身的角色,可以講自己一方的實際情况和想法,否定其他方面的「錯誤理解」。這種概念來自「小聯合國」會議,在大陸也舉行過,中外青年參加。但當上述建議多次提出後,反應就是連聲音也沒有的空屁。

我希望官方這次能用改弦易轍的行動來打破我的上述預測。否則,若有人問我怎樣解決眼前困局,我只會說一句:「你屁。我呸!」

作者是資深時事評論員

(觀點版編者按: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