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關乎香港生死的大問題

在網上簡單搜尋了一下,過去七八年我總共出版過多少關於領匯/領展的文章?結果把自己也嚇了一大跳,文章少說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墟.冚城市》(2012年)和《再造香港》(2016年)兩書,還特設領匯/領展評論專章。假如重新結集出版的話,書的厚度肯定在200頁之上。

這些文章既涉及領匯/領展的商場和街市、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以至香港經濟結構失衡、城市設計和新市鎮規劃的缺失,以至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操作方案,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然而有多少人曾看過這些文章?又有多少人記得我寫過什麼?對領匯/領展又能帶來什麼影響?對此我絕不會抱任何幻想。原因非常簡單:就連自己之前寫過些什麼,我的記憶亦已變得相當模糊!

我想,這肯定是出了大問題,甚至是關乎香港生死的大問題。

大城市的死與生

不要以為我在語不驚人死不休、危言聳聽。在眾多關於領展的文章中,我最常引述的正是Jane Jacobs的經典《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年),一本城市研究史上無人不識的作品。Jacobs的主要論點是:當城市經濟達至一定規模和多樣性後,便會迸發出無窮創意和孕育無數中小企業,開啟工商百業和城市生活的無限可能;相反當個別產業取得規模或單純制度上的優勢,便會刻意打壓甚至是扼殺其他社會經濟活動,威脅其他產業的生存空間以至整個城市的命運。

眾所周知,領匯上市不但代表公共財產的「賤價私有化」,更意味市民街坊原來的日常生活場景和社區公共空間被矮化成純粹牟利的工具。繼而大小商場的全面翻新和大幅加租,進一步令原有商戶失去立足之地,多元化的社區經濟和人際網絡被瓦解。最終改名後的領展更將大量商場拆售,把資金轉到其他城市去牟取更大的暴利,就更反映城市空間的全面商品化所帶來非人性化和荒誕的後果。

正如《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書名所預視,Jacobs不但關心城市的發展,也更關心城市的衰落和消亡。假如城市經濟過於單一和集中,則會像侏羅紀時代恐龍的基因般,適應調節的能力大大削弱。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已再也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Jacobs除了寫下不朽的經典著作,當年她作為3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建築和規劃專業的門外漢,更全憑一己之力發起社區運動,對抗紐約規劃部門的官僚架構,徹底扭轉了Soho區被拆遷的命運。60年後回望歷史,假如沒有Jacobs挺身說不,現時的紐約又會變成什麼模樣?還能否維持「大蘋果」的國際都會魅力?

已經別無選擇?

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回購領匯」曾一度成為熱烈辯論的課題。其後我花了大量時間研究,探討領匯作為「房地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EIT),由社區成員共同擁有的可能性。直到數年之後我才得悉位於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在現任市長Virginio Merola的推動下已全面實現「協作城市」(City of Collaboration)的計劃,大力邁向「城市作為共同體」(City as Commons)的方向。

計劃源於羅馬一名大學教授Christian Iaione及其團隊的一個名為「LabGov」(Laboratory for the Governance of Commons)的實驗項目。目標是如何在政府最低度介入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有效的協作管治體系。該項目的口號正是「社會運作,經濟流動,讓我們一起(再)設計制度和法規」。2014年,博洛尼亞政府正式採納其建議,頒布《博洛尼亞關於城市共同體維護及更新的規定》(Bologna Regulation for the Care and Regeneration of Urban Commons)。

這套規定涉及一系列的協作程序,邀請市民和社區開發各類城市共同體,並由市政府積極提供所需支援。與傳統的「公私營協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不無相似之處,此乃一套「公共營協作」(public-commons partnership)的新模式!其主要立足點出於對積極公民的信賴,把不少原屬於政府服務供給的責任,直接交託具活力、富想像的市民群體,促進其自我管理和解決社區問題的能力。

集體逃避自由

自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曾一度興起「命運自主、社區自救」的潮流,「社區公民」打造了新的身分認同,「協作城市」原非遙不可及的夢想。但隨着政治空間不斷收緊、威權統治勢力日趨高漲,各類塵封已久的殖民地惡法紛紛被搬出台,連帶公民自發的社區活動亦被廣泛打壓,社會經濟自主的空間大受限制。

為什麼60年前Jacobs可以做到,今天香港人卻什麼也做不到?為什麼Merola能革新博洛尼亞的城市面貌,我們的特首仍只一味叫人買樓——難得的是政策看似還深受市民的歡迎。不少人會把問題歸咎於香港沒有民主,但此刻更令我想起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1941年)——納粹德國正是從威瑪共和的餘燼中冒起,人民正是通過民主進程集體捨棄自主的命運。

假如訴諸右翼排外的簡單二元思維,則今次領展一口氣出售多達17個商場,也可理解成外來資本對本土經濟以至文化的蠶食。但香港的民族主義者會視之為新的殖民掠奪,抑或剛好相反,視之為北方紅色資本的抗衡力量?當我們每天為政治自主的喪失而憂心忡忡,對社會經濟的自主又是否有起碼的關注?

吃飽穿暖後 忘記誰主宰我們生活

在《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2015年)一書中,我曾經引述David Harvey以下的話:「大致上,我們已把共創城市的個人權利,拱手讓予地主、發展商、金融資本和國家。他們是塑造我們城市,亦即塑造我們的主要代理人。我們已放棄自我創造的權利,並將之交到資本的手裏。對資本利益打造的日常生活模式,我們或消極地接受,或無思地擁抱。」

若以更淺白的方式描述:資本打造的城市總是力圖游說人們忘記——在簡簡單單地吃飽穿暖之後,忘記誰在主宰我們的生活;在安安穩穩的起居作息之間,忘記自己原來想過的人生。

香港人願意怎樣過生活,也就注定未來的香港將會變成怎樣。

原文載於《明報》論壇版(2017年12月15日),現題為評台編輯擬,見報標題為〈資本打造的城市 總是游說人們忘記〉,來稿原題為「是領展,抑或我們出了問題?」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