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就是,來寫信吧。

喜歡寫信,通常寫得長,當成文章來寫。後來少寫了,但腦中仍常有關於寫信的企劃意念——儘管因為科技及通訊工具發展,寫信如同邊緣行為。重視寫信,它不但是與他人溝通,也是與自己溝通,一種內在與外在的同時理解,自我與他人都在書寫中成形。我常覺得,信件裏的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耐性,更接近一個好人。

前陣子中環的凱倫偉伯畫廊有一個展覽「撿來的時間,撿來的故事」,以一封二十年前的移民信件為基礎,邀來藝術家作發揮。展覽有一個座談,請得藝評人尼克遜做主持,陳育強、劉智聰、程展緯和我與談。過程談得很愉快,牽起回憶與思考。陳育強說他在留學期間,曾給愛人寫了大量信件,包括為想省錢而使用較便宜的航空信箋,一說就會心而笑。而他的故事提醒我,信寫得太好,往往成為了創作,而脫離了平等溝通的形態——你寫的信愈長,對方回信可能就愈難——寫長信的人,往往得到非常不對等的回應。

所以知道,想要好結果,信不能太長。七月寫了一封直見性命的兩千字長信,而對方只回了不明所以的三個字。也曾在一封傳給很多人的內部信件裏,用《微喜重行》的句子來道歉:「如果生命無法推諉,讓我一天與另一天,有一晚短暫的寧靜,讓我步與步間,有一呼吸,讓我的過錯,稍為細小,我對他人的傷害,不至終生」。結果把旁人都感動了,但收信人鐵了心,還是狠狠鬥。信寫得再好,有些事還是不能改變。

但還是想把信寫好。翻看電郵裏的草稿箱,積壓着給碧雲的未寫完的信,已有二十多封,裏面有些不錯的句子,時間過去都成無用的剩餘。幸而感情還好。溝通的幅度需要控制。信不一定要反映真實。吳念真說過,他以前村子裏的寫信人,把憂急的阿媽咒罵,翻譯成溫良體貼的話再寄給兒女,事情才能辦妥。吳認為這甚至就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挪威的森林》裏渡邊在極度痛苦中給直子寫信,信中只談論美好的事物。

中西區關注組的羅雅寧和柏齊,最近在呼籲保育中環的郵政總局,因為那是平實雅致的現代主義建築,留有大眾的庶民集體回憶,日後若改建成士紳化高級建築,勢必又令中環愈見擠迫窒息,無助於大眾福祉。羅雅寧等一直傾盡全力去做保育,不為私利。她覺得大規模的寫信計劃,可以表達民間的呼聲。

而馬上寫信的機會就來了。為反東北規模、重奪公民廣場案而被重判加刑的十多名政治犯,引起大眾關懷。在獄中孤單的他們,說希望收到大家的信。而寄信給在囚人士有許多限制,各位宜上網搜尋「守望前線 仍多麼需要信」,了解各種細節。被關進去的政治犯,不少是我朋友;見到網上也有巿民說,寫信給不認識的人是要學習的。是的,受到不義分隔,分外讓我們認真學習如何做朋友——包括與不認識的人做朋友。看來是新一波的集體寫信經驗了。被分隔而引發的連結欲望,這本是信件的基本動力來源。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