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恆:劉以鬯一百歲

劉以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生於上海,換言之,到今年年底就一百歲了。簡單來說,劉以鬯經歷了中國大陸時期、南洋時期和香港時期,而最重要是香港時期。小說創作是他尤其傑出的成就,評論也相當突出,而他的編輯工作也為人所津津樂道,早在四十年代就擔任上海《和平日報》編輯,同時期由劉以鬯一手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多部著作。

五十年代,劉以鬯在新加坡與吉隆坡擔任多份報刊的編輯,一九五七年回到香港,幾十年來主編了《香港時報‧淺水灣》、《快報.快活林》、《快報.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和《香港文學》雜誌,提攜了許多作者。關於劉以鬯生平種種,可以看看「他們在島嶼寫作Ⅱ」的文學作家紀錄片《劉以鬯:1918》。

小說啟發導演王家衛

〈打錯了〉、《對倒》、《酒徒》是劉以鬯尤其著名的三個小說作品。〈打錯了〉是微型小說,早在四五十年代之間,劉以鬯從上海南遷香港,為了掙稿費,就寫了不少娛樂他人的微型小說,這批小說都收錄於《天堂與地獄》一書。〈打錯了〉無疑比《天堂與地獄》中的微型小說出色,而且更有創意,〈打錯了〉言簡意賅地展現出命運、機遇、禍福、生死一線間的題旨,但小說確然舉重若輕。

《對倒》原本是一九七二年在《星島晚報》連載的長篇小說,一九七五年為也斯等人創辦的《四季》,改寫成短篇小說。一九八七年,香港電台的《小說家族》節目,將《對倒》拍成電視短片,由張少馨導演,編劇張志成、翁偉微將原著的七十年代背景,改編為八十年代的處境,並在油麻地一帶拍攝,片集一開始就有Beyond在天台高唱《金屬狂人》,再帶入多首八十年代的流行曲,藉着影像和聲音,觀眾感受到社會的躁動和變化,以至流行文化對年輕人的影響。

電視《對倒》跟小說一樣,平行處理少女亞杏和中年男子淳于白的生活,但電視版也貼近當時的時代處境和社會問題,處理得相當本土化,電視牽涉了社會問題(如色情事業、招牌問題、籠屋問題、黃賭毒)和政治發展(如基本法草議、香港回歸、自由權利、政制發展、直選、間選、普選)等等,活生生地呈現時代,並探詢何去何處的問題,而亞杏和淳于白、兩代人、兩種世界觀的並置,其實都呼應着劉以鬯的《對倒》。

不少人認識小說作品《對倒》,是因為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電影的靈感來自《對倒》(法文譯本也順勢應運而生),而王家衛也不單在片末「特別鳴謝劉以鬯」,更在《對倒》的寫真集前言說:「我對劉以鬯先生的認識,是從《對倒》這本小說開始的。《對倒》的書名譯自法文Tête-bêche,郵票學上的專有名詞,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

《對倒》是由兩個獨立的故事交錯而成,兩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分別是一個老者和一個少女,故事雙線平行發展,是回憶與期待的交錯。

對我來說,Tête-bêche不僅是郵學上的名詞或寫小說的手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

Tête-bêche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1972年發表的小說,一部2000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1960年的故事。」

王家衛在之後的電影《2046》,將目光移向《酒徒》。

《酒徒》的地位崇高,被奉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小說進入酒徒內心繁雜的思緒,思前想後,徘徊於當下和過去、理想與現實之間,以至於不同的女人和商業化的香港社會。

娛人娛己的初衷

《酒徒》的序言,經常為評論者所引用:「這些年來,為了生活,我一直在『娛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酒徒》正好反照出文學商品化的艱難環境中,劉以鬯如何在窄縫中尋求創新和突破。

小說《酒徒》面世多年後,黃國兆改編並執導了電影,二○一○年面世,我曾在文章〈《酒徒》:文學‧改編‧電影〉中討論這部文學改編電影,已收於拙著《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在此不贅了。

無論如何,劉以鬯小說代表作《對倒》、《酒徒》的藝術和感染力,嶄新的技巧和結構實驗,令它們可以帶來許多的評論(詳見新版《對倒》的附錄和《《酒徒》評論選集》),甚至帶來別開生面的影視改編。

劉以鬯的小說家和編者形象尤其突出,我們可能忘記了他還是一個出色的文學評論人,如果說劉以鬯力求在小說創作上爭取與眾不同,那麼我們可以說,他的評論同樣達到與眾不同的效果。

如何與眾不同?我手頭有齊全的劉以鬯評論集,不妨在這裏細說從頭。

《端木蕻良論》是劉以鬯首部評論集,他被學術界對端木蕻良的無知而感到難以置信,於是有感而發撰寫多篇評文,書末的夏志清和劉以鬯通信,是重要的文學史料。

還「新文學」原來面目

第二本評論集《看樹看林》,開門見山,是要看樹(個別作家研探)又看林(文學歷史見識),《看樹看林》對原始資料的爬梳與整理(例如孫毓棠的《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蕭紅的〈馬伯樂〉續稿),令人目不暇給,正如後記所說:「還新文學原來面目,是新文學研究者的主要目標。……研究新文學,不應該將猜想當作事實。研究新文學,必須求真,求確。研究新文學,不能只看樹不看林,更不能只看林不看樹。」這些都見劉以鬯的嚴謹態度。

《短綆集》和《見蝦集》都在中國大陸出版,跟香港出版的評論集有不少重複,在此從略。

《暢談香港文學》論香港文學起於王韜、五十年代的香港小說歷史、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等,廣為人所重述。有人還斗膽說香港沒有文學,劉以鬯以〈香港文學在當代華文文學的位置〉一文大量舉例,回顧香港文學的成績,為香港文學一辯。此文再收於《舊文新編》,可見其重要。

劉以鬯南洋時期的小說

近十多年來,劉以鬯將過去湮沒在報刊裏的小說,出版成單行本,可以與《蘇絲黃的世界》比較的《吧女》,以及住屋小說《香港居》,都引來詳細評論。

劉以鬯南洋時期的小說,長期受人遺忘,小說《熱帶風雨》和《甘榜》先後在二○一○年出版,馬華評論人和學者立刻注視,例如莊華興寫了〈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他認為:「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即介於1952-57年之間。」而此文也引來黃錦樹的惹火文章〈香港——馬來西亞:熱帶華文小說的兩種生成,及一種香港文學身分〉,提出了尖銳的觀點。莊文見於《當今大馬》,黃文見於《香港文學》,讀者大可按圖索驥。

劉以鬯的貢獻大矣哉,篇幅所限,還未能逐一細說(例如〈副刊編輯的白日夢〉的實驗和《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的編彙),但對於一位百齡作家,一篇文章恐怕只可以「見樹不見林」了吧……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百年回望劉以鬯。題圖及人物插圖由創意文化工作室提供)

作者簡介:影評人、書評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詩集《記憶前書》及《記憶後書》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