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社運與選舉的矛盾

社運本來是就某些議題對政府或法律不滿而抗爭,例如國民教育、反23條、反對「網絡23條」、反對高鐵、反對東北發展、守護菜園村之類。而使用各種方式施壓或者構成威脅,迫使政府讓步,或者說服議員支持以達至自己想要的政治訴求。

因為種種原因,在香港,選舉似乎會被社運人士視為社運的終點,或者是下一步。也就是說,從事社運而發光發亮的「社運明星」,往往就會走去參選,就像讀書好的書生去考科舉一樣;而成功的話就會成為各級議員,至於他們的同伴也通常會成為議員助理。不論是梁國雄議員還是梁天琦,都是由從事社運開始走到選舉的。

這是因為很多背後的合理性。從事社運鬥爭進而成為電視新聞的主角,引起社會的注意與關注,本來就是抗爭的目的之一,也會大幅增加當事人的知名度。而這個知名度使大家都知道他從事社運。這怎樣也會改變從事者的一生,從好的方面看,成為名人會較容易交朋友也會有更多人想認識這人。

從壞的方面看,從社運產生的名氣會讓很多僱主敬而遠之,覺得僱用這樣的人會惹麻煩。並不一定是覺得他們是「搞事」或「難以控制」,但他們的抗爭對抗的總是強權,這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其他經濟集團,作為商人往往對此有所忌憚,害怕影響大家的商業合作關係。

特別是如果因為社運而被捕被控甚至坐過監的話,以上的情况會更明顯。偏偏這些妨礙你在外面找工作的東西,在選舉時都可以說是助力,也就是所謂的「社運光環」。不論是知名度、因為為民抗爭而承受的官非與監禁,對於贏取選票以及爭取所謂的「道德高地」都有所幫助。而且這些人去作為代表出選,也較容易令其他人服氣。結果,便形成了社運者不少都投身了選舉的情况。

抗爭講的是「衝突」:要達成效果就要有衝突,對人有威脅。如果從事一個反對23條的抗爭,目標就是令23條不能通過;為了達成這點,這往往是要用盡各種手段,告訴相關人士一旦通過23條,以激烈衝突構成他們不想看到的後果,這才能夠形成壓力。如果社運本身無法帶來任何威脅,不為相關人士構成足夠麻煩的話,抗爭就會被無視而不會成功。

選舉卻是以「避免衝突」為主:你想要得到選票,自然地需要納入最多的盟友、最多的選民。那些人不一定要覺得你能幫他們,卻至少要覺得你選上,不會對他們構成麻煩。比方說如果你做了一些事情,令他們的生活不便或經濟利益受損,他們就會選擇另一人。當然,避免和相似政治立場政黨共選一區,導致「互相?票」的現象,也是避免衝突。

好的社會運動家是否等於好議員?

這兩者恰為互相排斥。當你想要抗爭時,你就預了你的行為不可能會為大部分人所認同。就像佔領時期,你要堅持佔領,定必影響交通要道;就算拉布也一樣,多少導致第三者的不便或利益受損,可能會被怨恨。但也只有這樣,才會令當權者感到麻煩和受威脅,而有軟化的可能。

一旦要選舉,在抗爭時定必多了很多顧慮;至低限度你要考慮你的抗爭行為,要盡可能不間接波及別人。可是這就限制了抗爭的手段和效果,因為要去到完全不波及第三者的話,往往也只剩下對目標也是非常無力的手段。

更甚者,去到今天,當北京政府來釋法,會把當選的議員取消資格這種事已成事實時,想要選舉和選贏的人便要步步為營,抗爭時就絕不能冒被取消資格的風險,甚至要放棄或隱藏一些會導致取消資格的主張時,我們能看到社運與選舉的對立面。

而且,一個好的社會運動家是否等於一個好的議員呢?也許我們應該要想清楚,除了參選外,社運人士是否應該有更好的安頓方式,使他們的社運能夠得到一個合理的完結,否則他們參與選舉,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反而是把他們社運的部分無力化。

作者是企業家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