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造就「民意逆轉」?

我早前在4月19日《明報》觀點版發表〈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一文,嘗試論證2008年是香港居民身分認同的轉捩點,並提出初步詮釋。其後周八駿博士在《大公報》5月12日以〈客觀分析香港主流民意〉回應,文中似乎同意2008年是轉捩點,但卻認為我(和林泉忠教授)「沒有涉及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2008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展開全面深刻調整」。

感謝周博士參與討論,並提出不同意見。他將港人身分認同放在全球格局中考慮,尤其是「中國模式」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所作挑戰,的確是思考香港主流民意逆轉的重要脈絡。

〈客觀分析〉一文強調「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依舊為西方意識形態所支配……而且折射2008年以來全球變局對香港主流民意的前所未見的衝擊」。作者質問:「如果不是對長期以來所依靠的西方陷入了空前危機深感恐懼,何需對弱不禁風的母語教育和若有若無的國民教育痛下殺手?」言下之意(如果沒有理解錯誤),民意逆轉是港人對中國崛起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回應,因此「一部分香港居民不只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是陷於對香港、和對自身的前途和命運,陷入前所未有的惶恐和糾結」。

國民教育並非做得不夠

我之前的確沒有討論到全球政經脈絡,對身分認同的影響。一篇報章上短文沒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只能集中闡釋最直接相關的因素。所以當然也不否認外部因素與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事實上我和呂大樂也曾合著一本英文專書,討論香港作為全球城市,是如何在全球(global)與國家(national)力量拉扯下發展。

至於港人價值觀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我也完全同意。香港畢竟是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國際大都會,因此這也是毋庸置疑。在雨傘運動期間,我曾寫成〈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一文(刊2014年11月9日明報),嘗試說明年輕港人,對「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追求,是極為明顯,故此才有在政制改革商議過程中,堅持符合「國際標準」的政制方案。

而且,這種對「普世價值」(或可算是西方意識形態)的追求,也是回歸以來,香港公民教育不斷強調的價值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下,港府對青年學生「灌輸」的是「當家作主」、「積極參與」的主人翁式公民意識,因此面對(他們覺得)和這些普世價值相違背的某些內地政治社會問題之前,他們會產生負面情緒,也是毫不為奇。故此我在〈解讀港人〉一文中,將民意逆轉的「契機」歸因為單向式國民、公民教育的不足。我認為,國民教育並不是做得不夠,而是回歸以來的國民教育過分強調「認識中國」的必要,並在情感上認同中國,而忽略了令青年學生全面並充分認識和理解「中國模式」的矛盾與複雜性。

為何2006逆流而上 2008後轉向?

國際形態的急劇轉變,不可能完全對香港沒有影響;但中國崛起對西方挑戰,不是一時一刻的事情,在千禧年代,也可算是常態,而港人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也算穩定。我們要解答的是,為何在2006年、2007年間,中國認同還是可以在這大環境下「逆流而上」,而在2008年之後才轉向?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是當年金融海嘯,徹底顛覆了港人對西方式資本主義的信任,但港人沒有因此而「投向中國模式」,反而產生思想混亂,並開始抗拒中國。因此,回到2008年,細心檢視手上證據,我們才有機會解開「2008之謎」。

金融海嘯影響 或更多表現在年紀較大者

在前文我引用的中大亞太所身分認同調查是在4月及10月進行。2008年4月是高峰,當年9月爆發的金融危機之後,10月開始大跌,似乎表面證據和「海嘯論」脗合。為了更仔細分析2008年,這裏我再找來另一項長期數據:亞太所的「香港政府民望調查」。調查是每月1次,訪問700多至1000名成年人。其中有一條問題,問及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也可用來約略測度港人對中港關係的感覺。從附圖可見,從2005年1月開始,回答「滿意」的百分比,無論是年輕人(18至30歲)或較年長人士(30歲以上),都是穩步上升,直至2008年5月(汶川地震後)至最高位(年輕人52.8%),然後下滑。年輕人的滿意比例,在9月份再反彈,然後在10月就急挫,在2009年3月跌至低點(19.6%)。由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共跌了超過30個百分點,而2009年後此項數據在年輕人當中就再沒有回到30%以上。

觀察這系列數據,我們當然也可推測是,9月份金融危機引致對中央政府滿意程度大跌。不過這說法有兩個疑點。第一,美國雷曼兄弟在9月15日倒閉,導致全球股市大跌,隨後幾日在香港網絡論壇就已引起「恐慌性討論」。9月22日雷曼事主舉行大會,又再引起港人關注。但亞太所調查是在9月24至26日進行,金融海嘯引起對中央政府評價效應,理應已出現,但當月滿意度,反而出現反彈。

更有趣的是,當月年輕人和年長人士的滿意度呈相反表現。年輕人由30%反彈至37.7%,較年長人士則由46.4%倒跌至40.6%,由此推論,金融海嘯的影響,可能更多表現在年紀較大人士身上。「少年不知愁滋味」,同月神舟七號成功升空,可能更受到青年人關注。全球經濟危機,未必是當時影響他們感覺的最重要因素。

說「金融危機引發認同危機」和數據不一致

幸好「海嘯」後亞太所持續進行了多次有關市民對金融海嘯意見的調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年齡層的反應。感謝所內同事為我提供了按年齡分類(請注意分類方法和上面調查稍有不同)的數據,這裏我摘錄其中兩次調查結果來說明(見表)。2008年11月進行的調查中,當問及「海嘯」對個人生活質素的負面影響,明顯較多年輕人覺得沒有影響;到了翌年2月,當我們問同樣問題,年輕人的回應還是相當穩定,36.8%覺得沒有影響,反而年紀較大被訪者持同樣意見者急劇下跌。

在11月份的調查,我們又問到一些對當時經濟發展的看法。當問及香港經濟發展應否和內地加強融合,青年人回答「應該」的比例稍低,但也低不了多少,大部分和其他年齡人士一樣覺得要加強融合。更重要的是,當問到哪一方最能幫到香港推動經濟發展,每一年齡組別其實都認為中央政府最能幫助香港。年輕人比例較低,但也是最多人覺得中央政府(相對特區政府、立法會、商界等)的幫助最大。

由此看到,一方面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年輕人和其他年齡層一樣,差距不大,但顯然他們對金融危機的感受卻沒有那麼深。另一方面,從數據上看,身分認同逆轉,並不適用於所有港人,而是集中在年輕一代。偏偏他們對金融危機沒有太「上心」,在經濟問題上對中央的看法也無大差異,因此如果說「金融危機引發認同危機」,似乎和數據不太一致。相信當時大部分港人面對金融海嘯時,都不會將責任算到內地身上。當然這也不能否定外部因素,可能循其他途徑影響香港青年的身分認同,但我們卻似乎還未有證據證明兩者關係。將來我們顯然需要以更精細的方法,來了解港人是如何看待中國,和不同因素的影響。

沒令年輕人了解中國陰暗面 失免疫力

那麼,如果我們問2008年究竟發生什麼事,令香港年輕人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會得到什麼答案呢?我的基本看法是,在香港回歸的「蜜月期」,我們沒有令年輕人了解到中國發展的挑戰和由此而出現的陰暗面。因此,當有關中國內地的負面現象,浮現在日益關注中國的年輕人面前時,他們就沒有「免疫力」,甚至會產生不良反應,進一步認為中國「不值得」他們認同。因此,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後遺症,和「毒奶粉」事件可能影響最深遠,甚至蓋過了震災、奧運和「神七」的正面效應,而扭轉了年輕人對中國的感覺。

「2008究竟發生什麼事」,可能是我們重新認識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國的感覺逆轉的一道「必答題」。只有我們小心論證、仔細分析現有數據和事實,才有機會全面解答本土思潮冒起這個難題。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本土主義,也只有正確解了這道題,我們才能找到出路,去回應當下一國兩制面對「本土」,甚至分離主義的衝擊與挑戰。在這課題上,我願意和各方人士「眾籌」不同假說(hypothesis),再通過實證研究,找出哪才是最適合的答案。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17日)